钱钟书逝世一周年祭：二十世纪最智慧的头颅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16日 14:59 南方都市报
钱钟书先生逝世后没几天，我到西安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有记者来访，请陈平原、夏晓虹、丁帆和我几个谈钱钟书的人格与学问。他们三个都是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自然侃侃而谈，而我则承认，钱先生于我辈来说，实在“须仰视才见”，不敢妄论。今天，他的文化形象有点像陈寅恪，大家都在谈，但真正读懂他们作品的人非常少。我也属读不懂的一类，不仅现在不懂，恐怕以后也不会懂得更多。
我指的是像《管锥篇》这样的鸿篇巨制，在后人心目中，可能永远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话了。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在2 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钱钟书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余英时语）。在20世纪能与钱先生这个智慧的君王相遇，的确是平庸年代里罕见的奇迹之一。可谁能想到，这位二十几岁便名扬四方的当代鸿儒，在“文革”时期，竟落到在一女清洁工的监督下打扫厕所的境地。当时与他同命运的还有何其芳、俞平伯、朱寨等人，和钱先生关在一起的荒芜先生曾题诗曰：“可怜扫地尽斯文。”杨绛先生也曾在《干校六记》中感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真有点惊心动魄的味道。
与其他的知识分子比起来，钱钟书在20世纪下半叶所受的苦难算是较微的，可让这样一个精通六国外语、深受西洋文明教育的饱学之士丧失学术自由，转而去打扫厕所，其中所蕴含的残酷也许比死更可怕。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还有哪个时代像“反右”、“文革”时期那样贬抑、仇恨知识分子的，它的恶果，不仅断送了许多优秀的大脑，更严重的是造成了我们民族在文化传承上难以弥补的断裂，以致到了今天，如果不是《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文化昆仑”钱钟书；同样，如果不是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畅销书，也没有人会记起我们曾经拥有一位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历史大师。
这些民族裂痕所留下的创痛，教会了我该如何在权势、专制和偶像面前仰起高贵的头颅，而把谦卑、敬畏留给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师。据李慎之先生的回忆文章载，有一次，中国社科院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都说，钱先生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寂寞学者，这未免太小看他了，从上述场景中可以看出，他是个极有原则、立场坚定的人。有一次，钱先生同高莽谈到作家的使命，他说，作家要能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支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要有铁肩膀，能扛重担，概括起来说，就是三个词：头脑，笔，骨气。
我非常喜欢钱先生的精确概括，他自己就是一个终生实践这三个词的榜样。但是，由于钱先生声称“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倦于与俗人俗事打交道，久了，大家就慢慢地忽略了他身上所具有的内在骨气，把他类同于老学究。其实不然。比如，钱先生是审定《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主持人，按世俗的眼光看，这在当时是相当风光的身份，可他一生都不愿言及此事；他在《宋诗选注》中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嫌它道学气过重，其实未尝不是表露另一种形式的抗议；胡乔木请他改诗，没想到他“书生气发作了”（李慎之语），在胡乔木的诗上大动干戈，完全不顾胡乔木只是摆摆礼贤下士的资态；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一文，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对于有些人策划出版不定期刊物《钱钟书研究》、《钱学年鉴》，他阻拦不成便愤然道：“吹捧多于研究”，“拾到篮里便是菜”，“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厌物”；有人用钱策动他接受采访，他却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一著名洋记者慕名想见他，他回话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80寿辰时，有单位要为他祝寿，还有人准备为他父亲开纪念会，他说：“何苦来呢！找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对于自己的丧事，他在遗嘱中写道：“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从这些细节进入钱先生的内心，我们会发觉他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淡泊和高贵，或许我们还可以由此重温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狂傲之气。先生的自我评价是：“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狷者，狷介之士也，意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这种自洁精神，在多少知识分子身上已荡然无存，唯先生坚守了它。
有人将知识分子分为慕僚知识分子、工具（或说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三类，钱先生显然是人文知识分子里的极品。他把治学中的专业精神视为最高理想，有巨著传世，还在文学创作领域（如小说《围城》）达到很高的造诣，这就使得他不像其他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徒有一个姿态，却没有任何文化创造。钱先生的存在，可谓提高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准，也为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失落已久的尊严。由他，我想起储安平，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想起顾准，他让自己的反叛思想在黑暗岁月里燃烧；我想起陈寅恪，他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这些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珍贵的部分，将这些失散的心灵碎片缝合起来，或许能洗去我们心头固有的因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集体背叛而留下的阴影，重聚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句名言：“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声。”钱先生的心声常鸣。
他是伟大的学者，智慧的君王，中国古典文化最杰出的传承者，他的逝世，为20世纪末的中国写下了沉痛而悲伤的一页。
(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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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逝世后没几天，我到西安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有记者来访，请陈平原、夏晓虹、丁帆和我几个谈钱钟书的人格与学问。他们三个都是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自然侃侃而谈，而我则承认，钱先生于我辈来说，实在“须仰视才见”，不敢妄论。今天，他的文化形象有点像陈寅恪，大家都在谈，但真正读懂他们作品的人非常少。我也属读不懂的一类，不仅现在不懂，恐怕以后也不会懂得更多。
我指的是像《管锥篇》这样的鸿篇巨制，在后人心目中，可能永远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话了。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在2 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钱钟书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余英时语）。在20世纪能与钱先生这个智慧的君王相遇，的确是平庸年代里罕见的奇迹之一。可谁能想到，这位二十几岁便名扬四方的当代鸿儒，在“文革”时期，竟落到在一女清洁工的监督下打扫厕所的境地。当时与他同命运的还有何其芳、俞平伯、朱寨等人，和钱先生关在一起的荒芜先生曾题诗曰：“可怜扫地尽斯文。”杨绛先生也曾在《干校六记》中感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真有点惊心动魄的味道。
与其他的知识分子比起来，钱钟书在20世纪下半叶所受的苦难算是较微的，可让这样一个精通六国外语、深受西洋文明教育的饱学之士丧失学术自由，转而去打扫厕所，其中所蕴含的残酷也许比死更可怕。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还有哪个时代像“反右”、“文革”时期那样贬抑、仇恨知识分子的，它的恶果，不仅断送了许多优秀的大脑，更严重的是造成了我们民族在文化传承上难以弥补的断裂，以致到了今天，如果不是《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文化昆仑”钱钟书；同样，如果不是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畅销书，也没有人会记起我们曾经拥有一位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历史大师。
这些民族裂痕所留下的创痛，教会了我该如何在权势、专制和偶像面前仰起高贵的头颅，而把谦卑、敬畏留给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师。据李慎之先生的回忆文章载，有一次，中国社科院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都说，钱先生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寂寞学者，这未免太小看他了，从上述场景中可以看出，他是个极有原则、立场坚定的人。有一次，钱先生同高莽谈到作家的使命，他说，作家要能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支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要有铁肩膀，能扛重担，概括起来说，就是三个词：头脑，笔，骨气。
我非常喜欢钱先生的精确概括，他自己就是一个终生实践这三个词的榜样。但是，由于钱先生声称“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倦于与俗人俗事打交道，久了，大家就慢慢地忽略了他身上所具有的内在骨气，把他类同于老学究。其实不然。比如，钱先生是审定《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主持人，按世俗的眼光看，这在当时是相当风光的身份，可他一生都不愿言及此事；他在《宋诗选注》中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嫌它道学气过重，其实未尝不是表露另一种形式的抗议；胡乔木请他改诗，没想到他“书生气发作了”（李慎之语），在胡乔木的诗上大动干戈，完全不顾胡乔木只是摆摆礼贤下士的资态；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一文，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对于有些人策划出版不定期刊物《钱钟书研究》、《钱学年鉴》，他阻拦不成便愤然道：“吹捧多于研究”，“拾到篮里便是菜”，“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厌物”；有人用钱策动他接受采访，他却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一著名洋记者慕名想见他，他回话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80寿辰时，有单位要为他祝寿，还有人准备为他父亲开纪念会，他说：“何苦来呢！找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对于自己的丧事，他在遗嘱中写道：“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从这些细节进入钱先生的内心，我们会发觉他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淡泊和高贵，或许我们还可以由此重温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狂傲之气。先生的自我评价是：“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狷者，狷介之士也，意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这种自洁精神，在多少知识分子身上已荡然无存，唯先生坚守了它。
有人将知识分子分为慕僚知识分子、工具（或说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三类，钱先生显然是人文知识分子里的极品。他把治学中的专业精神视为最高理想，有巨著传世，还在文学创作领域（如小说《围城》）达到很高的造诣，这就使得他不像其他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徒有一个姿态，却没有任何文化创造。钱先生的存在，可谓提高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准，也为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失落已久的尊严。由他，我想起储安平，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想起顾准，他让自己的反叛思想在黑暗岁月里燃烧；我想起陈寅恪，他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这些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珍贵的部分，将这些失散的心灵碎片缝合起来，或许能洗去我们心头固有的因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集体背叛而留下的阴影，重聚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句名言：“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声。”钱先生的心声常鸣。
他是伟大的学者，智慧的君王，中国古典文化最杰出的传承者，他的逝世，为20世纪末的中国写下了沉痛而悲伤的一页。
(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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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无限
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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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
交谈变得空洞
沉默却像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