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硅谷“淘金”（转）
硅谷，很诱人，是一个令年轻人梦往神驰的地方。那里似乎遍地有财宝，只要有才识，有技术，硅谷就可以圆你一个“淘金”梦。近些年来，在世界媒体的聚焦之下，硅谷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有多少华人趋之若鹜
素有“科技王国”之称的硅谷，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以北，旧金山之南。那一天，我们从洛杉矶沿5号公路驱车北上，到达硅谷中心的小镇佛利蒙。吃饭时，中式自助餐馆的老板娘说，1983年她从台湾移民到这里时，周围还多是坡地和苹果园，街上一两个月也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可现在，公司的楼房一栋连一栋，这小镇熙来攘往的黑眼睛黄皮肤的真不少，差不多称得上China town(华埠)了。
近十几年间，有多少华人来到了硅谷？据一位友人相告，在硅谷现有的近8000家电子、通讯及软件公司中，约有3000家由华人或印度人工程师执掌业务要津，而华人员工的总数已达25万之多。另据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硅谷工程师具有华人血统；预计到2001年，将有18%的华人担任着硅谷的总裁。
最早来到硅谷创业的华人科学家有李信磷、张忠谋和徐大鳞等人。他们来自中国大陆或台湾省。早在1972年，当硅谷刚刚冒芽，还不为世人所知时，来自台湾的张忠谋先生，就跻身于一家科技研究院，在实验室不声不响地从事集成电路的研究与开发，多年辛劳换来杰出的成绩，使他获得了世界半导体产业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如果说老一辈的华人科学家还只是在书本上和实验室里专门从事科研活动，那么，现在硅谷的新一代华人科学家已经学会了如何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变为市场热销品，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企业家；既有卷帙浩繁的著述，又拥有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家财。
在硅谷创业成功的新一代华人科学家，自然要首推杨致远。1995年，他与友人联手创办“雅虎”互联网站时，外界不少人还将其讥称为年轻人的“梦幻派对”，而那位为“雅虎”投资了约5千万美元的台湾老板，也曾一度被人说成是在干一件天大的傻事，投进的钱怕是“血本无归”。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就有这样的点石成金的魔力。目前“雅虎”由于已经成为世界网迷搜寻各种信息的最受欢迎的网站，因而其价值已高达1030亿美元，杨致远的个人身价也在80亿美元之上。1999年10月，美《时代》周刊评选的50位世界科技风云人物，杨致远是唯一入选的华人。前不久，他还荣膺美国《新闻周刊》21世纪新星(共100名)的称号。
硅谷确是华人科学家荟萃并大显身手的地方。硅谷著名的华人企业ESS副总裁陈建璋告诉我们，在硅谷，几乎每家公司的研发部门，都有超过10%人数的华人。而在ESS公司，华人竟个占了员工总数的70%。他们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高校。其中仅清华大学的尖子生就有50多人。如果在公同的食堂吃饭，你会发现身前身后几乎都是华人；再听一听那聊天的清一色的普通话，你就恍如置身于北京中关村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一个绝对无误的事实是，在美国，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找工作比较容易，年薪也比较高。一个学生在硅谷一旦被聘用，开始就可以拿到6至8万美元，三五年后可过10万美元。难怪，中国学计算机专业的尖子生对硅谷趋之若鹜。
由于中国学生基础扎实，学习又勤恳，因此工作成绩普遍优秀，颇受硅谷大小公司的欢迎。硅谷甚至还有一笑谈：“你的公司是否成功，得看你阵营中有多少中国学生。”
硅谷淘金者活得也累
走出佛利蒙小镇，20年前硅谷的田园秀色已经风光不在，已经很难闻到泥土和草木和芳香，代之而起的是英特尔、思科、苹果等世界著名公司的办公大楼巍然峙立以及一片片的豪华民居星罗棋布。
一位在硅谷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们，为了适应不断拥入的现代淘金家庭的需要，房舍在建造，学校在增加，硅谷已寸土寸金，房价一路飙升。一幢极普通的民宅开价就是40万美元，可在纽约同样的房屋不过仅值30万。初来这里的淘金者，买房自然不敢奢望，那么租房又怎样呢？这位学生说，与人合租，客厅、厨、卫共享，一间房一月要在800至1000美元，如果在纽约，按这样的情况租用，一般仅需50美元。
由于硅谷中心区域租房费用极高，加上人满为患，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只好舍近求远，到数十公里外的太平洋沿岸的桑塔·克鲁斯市居住，宁愿忍受长途颠簸之苦，也要给自已和妻儿找一个安静舒适且房价低廉的居所，于是，从港湾城市桑塔·克鲁斯到硅谷的17号公路上，每天都是车如流水，有大约6万人为上下班驾车奔波。另外，靠近太平洋的1号公路也常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
一项调查显示，有50%的硅谷人对自已的“家”充满爱恨交集的感情。爱则认为还算富裕温馨；恨则认为太远太远，自已仿佛早出远地觅食的鸟儿，天晚了才在暮色中疲惫归巢。调查中也发现，硅谷半数职工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饱受工作紧张和压力所带来的健康困扰，40%的受访者认为，10年后硅谷的生活环境将会更糟。25%的人打算5年后就离开这里。目前，中、低收入者居民以及“淘金”的年轻人因苦苦挣扎在高消费区而常常叹息。
惨烈竞争中的富翁与流浪汉
目前的硅谷，平均每两周就有一家公司开张营业，需要的人手自然较多。据友人相告，中国大陆有七、八成的计算机尖子都来到了硅谷，不过，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仅是躲在各公司隔板工作台前的一颗颗勇往直前的螺丝钉，是一枚枚任由老板驱使的棋子。他们的前途如何，谁也说不清。因为在硅谷创业，既能让人一夕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也有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得一文不名。据统计，现在硅谷每天约有60个百万富翁诞生，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眼下还沦落在流浪汉的境地。
高学历的富翁如杨致远，当他创办“雅虎”时刚从大学毕业，年仅26岁，创造了硅谷的奇迹，代表着创新、求变的硅谷灵魂。另外，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李安渝，当他组织策划并创设了两家网络公司时，还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博士生。前不久，他的两个网络公司分别以200万美元和3700万美元售出，他暴富的奇迹昭示了新一代学子勤劳、智慧和富于开拓的精神。硅谷是一个科技园区，又是一个激烈拼搏的战场，因而竞争也极为惨烈，许多人在竞争中落败，成为高学历的流浪汉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
硅谷的高学历流浪族人数之多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仅在硅谷的圣塔克拉拉郡，去年就有2万高学历的人员尝到了工作无着、衣食穷困的滋味。这些人的遭遇或许能打破外界关于硅谷“遍地有黄金”的神话。
我们在硅谷随时都能看到这种流浪汉。
一天傍晚，我们从苹果电脑公司出来，炫目的灯光下，发现街对面有一欧洲古建筑风格的教堂，就顺便进去看看。在一间房里，有几位华人坐在地铺上，一手拿热狗肠，一手拿着罐装啤酒，津津有味地吃著。他看见我们也是黄皮肤，便友好的笑笑，让我们进屋，一起聊了起来。
他叫杰克刘，性格开朗，他乘着酒兴，向我们讲述了他和另外三个在此打地铺的华人的境遇。原来，今天35岁的杰克刘早年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文革”后考入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硕士。他也曾在东北一家光电研究所工作过多年，后继承遗产来美国，在旧金山一所大学读完博士，即到硅谷发展，在一家软件公司当销售经理。去年1月硅谷许多大公司裁员时，他未能幸免。虽然他设法不断地找差事，但年龄偏大，无法与年轻的精英竞争，几个月下来，仍无稳定而满意的工作。他说，如果不是丢掉那份软件公司的工作，一年十二三万美元的报酬已经非常满意。自从失去那份工作后，他就从月租金1600美元的公寓里搬了出来，到教堂住不花钱的“公寓”，卧薪尝胆。即使如此，杰克刘仍然对硅谷充满依恋。他说：“这里提供的机会，比其它地方都多，我不信我就没有打拼出头的日子。
他现在当上了一百货店的销售员。
在此打地铺另外三位都没有下工，据杰克刘说，他们之中还有一位台湾大学生，叫林乃亚，英文名字瑟姆。据说，瑟姆是台湾一个大富裕的儿子，在台上完大学，来美在阿肯色州读硕士，毕业后就到硅谷发展。他没有要家里提供的经济援助。全靠自已打工挣钱，有了积蓄后便拉起了一家生产基因芯片的公司，在硅谷，许多高科技公司都免不了要与风险投资资本家打交道。去年6月，风险投资资本家杰弗逊和他的风险资本公司对瑟姆的公司很感兴趣，又方几经会商，达成协议，杰弗逊就向瑟姆的公司注入700万美元。并派出一人加入董事会。两个月后，瑟姆被董事会开除，而关键的一票就是杰弗逊派也的董事投出的。
杰克刘说：“瑟姆还是有钱的，他没有死心，仍然想拉公司。他孤身一人在硅谷，和我们谈得来，就般在一起住，他丢掉了基因芯片公司，很痛心，还说，‘当我把公司交出去的时候，就像一位母亲失去了心爱的儿子’。”
在硅谷，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像瑟姆这样的高新科技公司开业，但风险投资公司控制着它们的命运，一不小心，自已公司的前途，就会变成风险资本家的“钱”途。
在硅谷的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是有理想、有朝气的。他们之中，有的人完全可以在将来成为华人中的比尔·盖茨和戴尔，在硅谷写出更壮丽的科学篇章。
(摘自《海峡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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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华人趋之若鹜
素有“科技王国”之称的硅谷，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以北，旧金山之南。那一天，我们从洛杉矶沿5号公路驱车北上，到达硅谷中心的小镇佛利蒙。吃饭时，中式自助餐馆的老板娘说，1983年她从台湾移民到这里时，周围还多是坡地和苹果园，街上一两个月也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可现在，公司的楼房一栋连一栋，这小镇熙来攘往的黑眼睛黄皮肤的真不少，差不多称得上China town(华埠)了。
近十几年间，有多少华人来到了硅谷？据一位友人相告，在硅谷现有的近8000家电子、通讯及软件公司中，约有3000家由华人或印度人工程师执掌业务要津，而华人员工的总数已达25万之多。另据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硅谷工程师具有华人血统；预计到2001年，将有18%的华人担任着硅谷的总裁。
最早来到硅谷创业的华人科学家有李信磷、张忠谋和徐大鳞等人。他们来自中国大陆或台湾省。早在1972年，当硅谷刚刚冒芽，还不为世人所知时，来自台湾的张忠谋先生，就跻身于一家科技研究院，在实验室不声不响地从事集成电路的研究与开发，多年辛劳换来杰出的成绩，使他获得了世界半导体产业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如果说老一辈的华人科学家还只是在书本上和实验室里专门从事科研活动，那么，现在硅谷的新一代华人科学家已经学会了如何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变为市场热销品，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企业家；既有卷帙浩繁的著述，又拥有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家财。
在硅谷创业成功的新一代华人科学家，自然要首推杨致远。1995年，他与友人联手创办“雅虎”互联网站时，外界不少人还将其讥称为年轻人的“梦幻派对”，而那位为“雅虎”投资了约5千万美元的台湾老板，也曾一度被人说成是在干一件天大的傻事，投进的钱怕是“血本无归”。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就有这样的点石成金的魔力。目前“雅虎”由于已经成为世界网迷搜寻各种信息的最受欢迎的网站，因而其价值已高达1030亿美元，杨致远的个人身价也在80亿美元之上。1999年10月，美《时代》周刊评选的50位世界科技风云人物，杨致远是唯一入选的华人。前不久，他还荣膺美国《新闻周刊》21世纪新星(共100名)的称号。
硅谷确是华人科学家荟萃并大显身手的地方。硅谷著名的华人企业ESS副总裁陈建璋告诉我们，在硅谷，几乎每家公司的研发部门，都有超过10%人数的华人。而在ESS公司，华人竟个占了员工总数的70%。他们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高校。其中仅清华大学的尖子生就有50多人。如果在公同的食堂吃饭，你会发现身前身后几乎都是华人；再听一听那聊天的清一色的普通话，你就恍如置身于北京中关村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一个绝对无误的事实是，在美国，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找工作比较容易，年薪也比较高。一个学生在硅谷一旦被聘用，开始就可以拿到6至8万美元，三五年后可过10万美元。难怪，中国学计算机专业的尖子生对硅谷趋之若鹜。
由于中国学生基础扎实，学习又勤恳，因此工作成绩普遍优秀，颇受硅谷大小公司的欢迎。硅谷甚至还有一笑谈：“你的公司是否成功，得看你阵营中有多少中国学生。”
硅谷淘金者活得也累
走出佛利蒙小镇，20年前硅谷的田园秀色已经风光不在，已经很难闻到泥土和草木和芳香，代之而起的是英特尔、思科、苹果等世界著名公司的办公大楼巍然峙立以及一片片的豪华民居星罗棋布。
一位在硅谷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们，为了适应不断拥入的现代淘金家庭的需要，房舍在建造，学校在增加，硅谷已寸土寸金，房价一路飙升。一幢极普通的民宅开价就是40万美元，可在纽约同样的房屋不过仅值30万。初来这里的淘金者，买房自然不敢奢望，那么租房又怎样呢？这位学生说，与人合租，客厅、厨、卫共享，一间房一月要在800至1000美元，如果在纽约，按这样的情况租用，一般仅需50美元。
由于硅谷中心区域租房费用极高，加上人满为患，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只好舍近求远，到数十公里外的太平洋沿岸的桑塔·克鲁斯市居住，宁愿忍受长途颠簸之苦，也要给自已和妻儿找一个安静舒适且房价低廉的居所，于是，从港湾城市桑塔·克鲁斯到硅谷的17号公路上，每天都是车如流水，有大约6万人为上下班驾车奔波。另外，靠近太平洋的1号公路也常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
一项调查显示，有50%的硅谷人对自已的“家”充满爱恨交集的感情。爱则认为还算富裕温馨；恨则认为太远太远，自已仿佛早出远地觅食的鸟儿，天晚了才在暮色中疲惫归巢。调查中也发现，硅谷半数职工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饱受工作紧张和压力所带来的健康困扰，40%的受访者认为，10年后硅谷的生活环境将会更糟。25%的人打算5年后就离开这里。目前，中、低收入者居民以及“淘金”的年轻人因苦苦挣扎在高消费区而常常叹息。
惨烈竞争中的富翁与流浪汉
目前的硅谷，平均每两周就有一家公司开张营业，需要的人手自然较多。据友人相告，中国大陆有七、八成的计算机尖子都来到了硅谷，不过，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仅是躲在各公司隔板工作台前的一颗颗勇往直前的螺丝钉，是一枚枚任由老板驱使的棋子。他们的前途如何，谁也说不清。因为在硅谷创业，既能让人一夕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也有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得一文不名。据统计，现在硅谷每天约有60个百万富翁诞生，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眼下还沦落在流浪汉的境地。
高学历的富翁如杨致远，当他创办“雅虎”时刚从大学毕业，年仅26岁，创造了硅谷的奇迹，代表着创新、求变的硅谷灵魂。另外，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李安渝，当他组织策划并创设了两家网络公司时，还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博士生。前不久，他的两个网络公司分别以200万美元和3700万美元售出，他暴富的奇迹昭示了新一代学子勤劳、智慧和富于开拓的精神。硅谷是一个科技园区，又是一个激烈拼搏的战场，因而竞争也极为惨烈，许多人在竞争中落败，成为高学历的流浪汉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
硅谷的高学历流浪族人数之多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仅在硅谷的圣塔克拉拉郡，去年就有2万高学历的人员尝到了工作无着、衣食穷困的滋味。这些人的遭遇或许能打破外界关于硅谷“遍地有黄金”的神话。
我们在硅谷随时都能看到这种流浪汉。
一天傍晚，我们从苹果电脑公司出来，炫目的灯光下，发现街对面有一欧洲古建筑风格的教堂，就顺便进去看看。在一间房里，有几位华人坐在地铺上，一手拿热狗肠，一手拿着罐装啤酒，津津有味地吃著。他看见我们也是黄皮肤，便友好的笑笑，让我们进屋，一起聊了起来。
他叫杰克刘，性格开朗，他乘着酒兴，向我们讲述了他和另外三个在此打地铺的华人的境遇。原来，今天35岁的杰克刘早年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文革”后考入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硕士。他也曾在东北一家光电研究所工作过多年，后继承遗产来美国，在旧金山一所大学读完博士，即到硅谷发展，在一家软件公司当销售经理。去年1月硅谷许多大公司裁员时，他未能幸免。虽然他设法不断地找差事，但年龄偏大，无法与年轻的精英竞争，几个月下来，仍无稳定而满意的工作。他说，如果不是丢掉那份软件公司的工作，一年十二三万美元的报酬已经非常满意。自从失去那份工作后，他就从月租金1600美元的公寓里搬了出来，到教堂住不花钱的“公寓”，卧薪尝胆。即使如此，杰克刘仍然对硅谷充满依恋。他说：“这里提供的机会，比其它地方都多，我不信我就没有打拼出头的日子。
他现在当上了一百货店的销售员。
在此打地铺另外三位都没有下工，据杰克刘说，他们之中还有一位台湾大学生，叫林乃亚，英文名字瑟姆。据说，瑟姆是台湾一个大富裕的儿子，在台上完大学，来美在阿肯色州读硕士，毕业后就到硅谷发展。他没有要家里提供的经济援助。全靠自已打工挣钱，有了积蓄后便拉起了一家生产基因芯片的公司，在硅谷，许多高科技公司都免不了要与风险投资资本家打交道。去年6月，风险投资资本家杰弗逊和他的风险资本公司对瑟姆的公司很感兴趣，又方几经会商，达成协议，杰弗逊就向瑟姆的公司注入700万美元。并派出一人加入董事会。两个月后，瑟姆被董事会开除，而关键的一票就是杰弗逊派也的董事投出的。
杰克刘说：“瑟姆还是有钱的，他没有死心，仍然想拉公司。他孤身一人在硅谷，和我们谈得来，就般在一起住，他丢掉了基因芯片公司，很痛心，还说，‘当我把公司交出去的时候，就像一位母亲失去了心爱的儿子’。”
在硅谷，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像瑟姆这样的高新科技公司开业，但风险投资公司控制着它们的命运，一不小心，自已公司的前途，就会变成风险资本家的“钱”途。
在硅谷的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是有理想、有朝气的。他们之中，有的人完全可以在将来成为华人中的比尔·盖茨和戴尔，在硅谷写出更壮丽的科学篇章。
(摘自《海峡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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