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骂金-拜金-识金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2月24日 10:15 检察日报
《全晋文》中鲁褒的《钱神论》，是一篇有关金钱魔力，嬉笑怒骂的刺世妙文。文中
说，人们认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钱所保佑的，吉无不利。为何说钱是神物呢？因为
它无位而尊，无势而热，君无财士不来，君无赏士不往。朝中无人，不如归田。钱可
以挤进朱门，钻入后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忿诤辩讼，非
钱不胜(“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司法腐败，古已有之)，怨仇嫌恨，非钱
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钱无耳，可暗使。有钱可以支使魔鬼(民谚加了“推磨
”二字)，何况人乎？圣贤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说死生无命，富贵在钱。钱可
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全在乎钱。尽管
你朝中有人，但你囊中没钱，等于无脚而行，无翼而翔……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多次提到鲁褒此文，实有深意存焉。
因为我国自秦汉以后，地主经济结构已基本形成，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比起封建领主
制来，商品化的程度更高，城市也逐渐发达，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皇族、贵胄、官
僚、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平民的压榨，往往通过货币进行。古人对金钱
的职能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他们看到剥削者挥金如土，骄奢侈靡，能够打通一切关
节，贪污腐败，贿赂公行，金钱似乎含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直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才
发现货币是商品，是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但他们不能从商品的内在矛盾中来说明
金钱产生的规律。到了马克思才真正揭示出货币是商品交换矛盾发展的产物，是从商
品世界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尽管鲁褒们指着金钱这棵桑
，咒骂统治者那棵槐(我在《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二卷第190页，专辟了一个章节《对
金钱的嬉笑怒骂》，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参看)，但骂是不能将金钱骂倒的，人们照
样对金钱顶礼膜拜。新民谚有云：“金钱不是万能的；离了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在中国古代对钱开始有了一定知性认识的，当推元代的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使我惊
奇的是，他在十三到十四世纪之交，居然能说出前无古人的对货币的认识来。这位成
长于“红裙翠袖”、“傲王侯”的宋代宗室贵公子，居然能够对皇上说出银钱和米绢
都具有实在价值，“可以相权”的惊人语。以前北宋的周行已认为物为实，钱为虚，
把货币当做符号；而赵孟却认为它们都有实在价值，“虽升降有时，然终不大相远”
。他已猜到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这比起魏晋之际的成功绥和西晋鲁褒所作的同名的
《钱神论》来，比起元代剧作家高则诚写的《乌宝传》等作品来，实在更具有理性的
光辉。
中国明清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已经显露，贵金属白银已成为流通中普遍使用的
主要货币。文人对金钱也一改清雅，不再破口大骂了。扬州大画家郑板桥以卖画为生
，自书润格(即今稿酬)曰：“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子所
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画竹多于
买竹钱--任渠话旧论交情，只当秋风过耳边。”文人耻于谈钱，谑称“阿堵物”的清
高虚风，为之一扫，直言精神劳动的商品性：优质优价。
欧洲十五至十六世纪产生早期重商主义(拼命从国外赚取货币，注重聚敛储藏)，十七
世纪上半叶又盛行晚期重商主义(意识到货币加快周转才能带来更多的货币)。中国古
代从来没有产生过重商主义的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重农是对的，但数千年来直到近
、现、当代，轻商却吃了大亏。到了拨乱反正之后，人们才承认了商品流通领域也产
生价值。
美国的大散文家、思想家爱默生曾经在1843年12月31日日记中写道：“我们都咒骂商
业，但今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看到，商业是自由的原则，它建立了美国，它摧毁了封
建制；它还要消灭奴隶制。”
然而，爱默生当时恐怕绝不会想到，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会生出一种“以权经商”
的怪胎--“官倒”(包括走私受贿大得惊人的要案)来。老实说，用封建性特权捞钱，
并不是经商，而是一种超经济的巧取豪夺。这比起赵孟、郑板桥对货币的认识来，他
们的钱毫无等价交换和贸易自由可言。
同时，早在百年前爱默生又抨击金钱使人异化的拜金主义，他要求学者们自由而勇敢
地从皮相中揭示真实，提高人、引导人，不要一味追随外国。“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
上的残羹剩菜过活”，“要用自己的脚走路”。这话多棒！
归根结蒂在于财富的生产创造。而货币，正如马克思说的，它是作为“财富的随时可
用的绝对社会形式”而已。因此，从本质上说，经济上不去，一切都是白扯。不论是
骂金还是拜金，都骂不出拜不出物质财富来。
舒展／文
《全晋文》中鲁褒的《钱神论》，是一篇有关金钱魔力，嬉笑怒骂的刺世妙文。文中
说，人们认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钱所保佑的，吉无不利。为何说钱是神物呢？因为
它无位而尊，无势而热，君无财士不来，君无赏士不往。朝中无人，不如归田。钱可
以挤进朱门，钻入后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忿诤辩讼，非
钱不胜(“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司法腐败，古已有之)，怨仇嫌恨，非钱
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钱无耳，可暗使。有钱可以支使魔鬼(民谚加了“推磨
”二字)，何况人乎？圣贤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说死生无命，富贵在钱。钱可
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全在乎钱。尽管
你朝中有人，但你囊中没钱，等于无脚而行，无翼而翔……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多次提到鲁褒此文，实有深意存焉。
因为我国自秦汉以后，地主经济结构已基本形成，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比起封建领主
制来，商品化的程度更高，城市也逐渐发达，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皇族、贵胄、官
僚、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平民的压榨，往往通过货币进行。古人对金钱
的职能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他们看到剥削者挥金如土，骄奢侈靡，能够打通一切关
节，贪污腐败，贿赂公行，金钱似乎含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直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才
发现货币是商品，是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但他们不能从商品的内在矛盾中来说明
金钱产生的规律。到了马克思才真正揭示出货币是商品交换矛盾发展的产物，是从商
品世界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尽管鲁褒们指着金钱这棵桑
，咒骂统治者那棵槐(我在《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二卷第190页，专辟了一个章节《对
金钱的嬉笑怒骂》，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参看)，但骂是不能将金钱骂倒的，人们照
样对金钱顶礼膜拜。新民谚有云：“金钱不是万能的；离了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在中国古代对钱开始有了一定知性认识的，当推元代的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使我惊
奇的是，他在十三到十四世纪之交，居然能说出前无古人的对货币的认识来。这位成
长于“红裙翠袖”、“傲王侯”的宋代宗室贵公子，居然能够对皇上说出银钱和米绢
都具有实在价值，“可以相权”的惊人语。以前北宋的周行已认为物为实，钱为虚，
把货币当做符号；而赵孟却认为它们都有实在价值，“虽升降有时，然终不大相远”
。他已猜到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这比起魏晋之际的成功绥和西晋鲁褒所作的同名的
《钱神论》来，比起元代剧作家高则诚写的《乌宝传》等作品来，实在更具有理性的
光辉。
中国明清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已经显露，贵金属白银已成为流通中普遍使用的
主要货币。文人对金钱也一改清雅，不再破口大骂了。扬州大画家郑板桥以卖画为生
，自书润格(即今稿酬)曰：“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子所
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画竹多于
买竹钱--任渠话旧论交情，只当秋风过耳边。”文人耻于谈钱，谑称“阿堵物”的清
高虚风，为之一扫，直言精神劳动的商品性：优质优价。
欧洲十五至十六世纪产生早期重商主义(拼命从国外赚取货币，注重聚敛储藏)，十七
世纪上半叶又盛行晚期重商主义(意识到货币加快周转才能带来更多的货币)。中国古
代从来没有产生过重商主义的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重农是对的，但数千年来直到近
、现、当代，轻商却吃了大亏。到了拨乱反正之后，人们才承认了商品流通领域也产
生价值。
美国的大散文家、思想家爱默生曾经在1843年12月31日日记中写道：“我们都咒骂商
业，但今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看到，商业是自由的原则，它建立了美国，它摧毁了封
建制；它还要消灭奴隶制。”
然而，爱默生当时恐怕绝不会想到，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会生出一种“以权经商”
的怪胎--“官倒”(包括走私受贿大得惊人的要案)来。老实说，用封建性特权捞钱，
并不是经商，而是一种超经济的巧取豪夺。这比起赵孟、郑板桥对货币的认识来，他
们的钱毫无等价交换和贸易自由可言。
同时，早在百年前爱默生又抨击金钱使人异化的拜金主义，他要求学者们自由而勇敢
地从皮相中揭示真实，提高人、引导人，不要一味追随外国。“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
上的残羹剩菜过活”，“要用自己的脚走路”。这话多棒！
归根结蒂在于财富的生产创造。而货币，正如马克思说的，它是作为“财富的随时可
用的绝对社会形式”而已。因此，从本质上说，经济上不去，一切都是白扯。不论是
骂金还是拜金，都骂不出拜不出物质财富来。
舒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