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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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想要什么？

原文："China's Future: What China Wants" -《The Economist》翻译：海天

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寻求重新得到在过去千百年里所享有的尊重。但中国不知道该怎样获得这种尊重，或者说，它是否值得这样的尊重。马修. 博尔顿，18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 瓦特开发蒸汽机的合作伙伴, 对英国向清国派出第一个使团的重要性曾经毫不怀疑。在他给东印度公司的秘书詹姆斯•科布的信中，博尔顿写道，“我相信，这是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最广大市场的最有利契机。”

博尔顿主张马戛尔尼的1793北京使团应该“广泛选取我们所生产的各种产品，从观赏品到实用品。”通过向中国的皇帝，朝廷和百姓展示这些产品，马戛尔尼的使团就能够了解到中国想要什么，这样博尔顿在伯明翰的工厂和他在各个行业的朋友们，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满足那些前所未有的大宗需求，人人获利。

可事情却不按这样的脚本发展。乾隆皇帝收下了马戛尔尼的礼物，有些还很得他的欢心，比如那艘一等君权战列舰的模型，就似乎很合他的兴味。但是所有这些都被当成是进贡，而不是贸易。清廷将乔治三世国王使团的这次来访，看做跟来自高丽和越南的特使都差不多，由礼部为他们提供一次向天子表达尊重和忠心的机会。如果是来自亚洲内陆其他欠发达地区的“野蛮”外夷, 就该归理藩院应付了。

中国皇帝毫不理睬马戛尔尼关于天子和国王乔治应该被视为平等的荒唐说法。皇上对英国“遣使恭赉表章”表示满意，虽然觉得那些贡品司空见惯，“念其奉使远徙”，也就笑纳了。但他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新的贸易关系的开始：“天朝扶有四方，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珍奇异宝，并不贵重……然从不贵奇巧，并更无需尔国置办物件。”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开放更多贸易口岸（当时东印度公司仅能在广州口岸做交易）和在北京设置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的要求，都被断然拒绝。跟日本不同，中国那时候并不拒绝对外交往。他们在边疆各个关口与外族做生意，只是中国人看不出来那些“野蛮人”能提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回眸历史，对域外事物抱有更积极的态度可能是明智的。彼时的中国不知道，一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革命正在欧洲发生，并将影响全球。殖民资本主义的兴起，日后被证明是中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马戛尔尼所造访的中华帝国，尽管也曾经历兴衰和几次外侮，却在此前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和最富有的经济体。然而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这一切都被翻转了。中国即将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在战乱和革命中被侮辱，撕裂，陷于贫弱。

今天，这个国家已经变成当年马戛尔尼所寻找的地方：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非常乐意做生意。借用博尔顿的话，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中国产品进入了世界最广大市场的最有利契机。这给中国带来引人瞩目的繁荣。购买力方面，它有望重新回到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它仍是数亿贫困人口的家园，同时也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国度，到处有现代化的机场，熠熠闪亮的太阳能农场。它的探月车正在月球表面滚过，还打算派遣航天员登月。

这也是一个有着很多诉求的国家。总的来说，中国知道它想要什么。在国内，人民希望增长能够持续，领导人也希望增长可以买到稳定。在国际舞台上，人民与共产党都想获得新的尊重，以及有助于其国家地位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希望现有的情况保持不变，那些帮助它增长的条件能够持续下去，但同时又希望自己能变成不同的样子。

在任何情况下，既想保持原状又要改变模样，都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在当今中国，事情尤其艰难，因为领导中国的列宁主义者们，必须一边应付国内变革与停滞间存在的巨大矛盾，一边试图维护对社会的控制，而这个社会的转型几乎与其经济增长同样迅猛。事情也更加危险，因为今天的中国正沉浸在好战的民族主义之中，它的领导者对感知到的每一个威胁做出回应，对每一点轻慢都回以不成比例的自我肯定。

苏联重组改革后的解体，给中国领导人提供的教训，不止是政治改革的危险性，还有对美国深刻的不信任：接下来，它会来挖中国的墙角吗？阿拉伯之春的混乱已经把习近平主席给吓着了。看起来他要尝试从内部清理，而拒绝任何政治多元化和司法独立的理念。这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正在中国南海有争议岛屿上修建跑道，在有争议的海域建起石油钻井平台，并且重新定义其空域，尽管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来使其主张得到公认。这些举动困扰着它的邻国，也困扰着美国。中国希望重新崛起，具体意义却不完全清楚；美国决心不让这种愿望伤害到自己与盟国的利益，如何应对也不清楚。两者相遇，便构成定义边缘不清晰的对抗，非常危险。中国最出色的外交政策评论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说，五年前，他确信中国可以和平崛起（中国今天还在这样讲），现在他不那么肯定了。

公元前221年，当中国实现首次实现统一时，罗马人正在与迦太基人作战，争夺西地中海的统治权。罗马帝国本可以爬升得更高，却臭名昭著地轰然崩溃。中国也分崩离析过许多次，但是已经构建好的大一统模型，它总能再凝聚起来。到了公元220汉朝末年，中国的统治者将强调社会等级和个人道德价值的儒家思想制度化，作为统治的基础。到了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大概与穆罕默德返回麦加同一时期），中国成为地球上最富有和最灿烂的文明之一。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其邻国相形见绌，丰富的文化和儒家的道德秩序使其出类拔萃的地位显得顺理成章。中国是天下效仿的榜样。今天日本京都的城市布局就仿佛八世纪的长安（今西安）；韩国和越南吸纳了汉字；孔子的教义成为许多亚洲文化的哲学基础，直至今天。正如皇帝占据中国社会阶层的顶端是天命所归，中国也合当端坐世界之巅，睥睨天下。

马戛尔尼去中国的节骨眼，正值清代的鼎盛时期。18世纪中叶，通过密集的军事行动和对准噶尔人的种族杀戮，清朝将西藏和西域纳入治下，帝国版图之雄伟空前绝后。虽然农民的日子过得艰难，帝王的生活却是穷奢极欲，蔚为壮观。尽管见识了大清惊人的财富，或许是由于他与清廷打交道时饱受挫折，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国家并不会像其统治者指望的那样永久。他写道，中国好似一艘“发了疯的战船”，“仅凭借她的体积和外观”就能吓倒邻国，而他感觉到其中的脆弱和将要出现的问题。 “她会像破船般漂浮一段时间，然后被打成碎片冲到岸上。”

导致中国后来衰落，帝国灭亡的结构性原因，已经被广泛讨论。有人引用历史学家马克•埃尔文的“高度均衡陷阱”学说：国家运行良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有效率的管理，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很容易被调和，从而没有留出什么动力让人们更致力于技术进步。另一些人指出，欧洲得益于各国间的竞争和贸易，带动了武器的进步和对新市场的胃口。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彭慕兰认为，从美洲获得廉价的商品是带动英国和欧洲工业化的一大因素，而中国没有享有这样的机遇。同样，欧洲运气也好，煤炭储藏多靠近其工业中心，而中国的煤矿和工厂往往相隔数千公里，到今天这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如此这般，可能再加上其他原因，中国没有能像西方一样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欧洲在中世纪学到了来自中国的火药，但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远远比中国人更擅长用火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试图用鸦片来打开中国市场，因为这玩意儿能让人想要，而且不停地要下去，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中国人试图阻止这种贸易，英国便发动战争，而且战胜了。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英国攫取了香港，并迫使中国打开了国门。中国从此陷入了被否定，被击败和半殖民地化的漩涡。最屈辱的，也许是孱弱的中国在1894年被日本战败。大和民族文化虽然植根于中华文明，彼时却已转型，热切地采用西方的技术，野心勃勃。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已被日本篡夺。

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毛主义兴起至1949年取得胜利，直到当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其中，很多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丧失财富，权力和地位所做出的反应，以及对重拾国家尊严的渴望。从领导阶层到民间，中国人都认为尊重是他们国家应享有的权利。

19世纪后期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开始相信，中国传统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为了不被列强瓜分，他们开始抛弃很多中国传统文化；许多人相信，为了保全民族，他们必须摧毁自己的文化。1905年，两千年的儒家科举制度被废弃；1911年，末代皇帝和整个帝制被推翻。然而由于没有现代化的体制来支持，新的共和国很快就崩溃，陷入一片混乱。

1949年毛的政权一统天下之后， 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的打击更进一步。中国的制度，乃至其创造和包容的思维方式，都被从其他地方打包批发来的思想替换掉。这就好比欧洲人抛弃掉罗马律法，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寸草不留。在毛时代，孔子成了敌人，然而人民关于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信念却一直坚定地存在，并持续至今。这个国家由此遭受深刻的认同危机，现在还在努力化解。

一路走来，中国抛却了“万方来朝”的帝国观，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介给欧洲的世界观，即主权国家基本均等，其间的相互区别仅在于财富数量和实力的不同，而非任何性质的阶层等级。中国现在将自己视为世界各国的一员，然而用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的话来说，它同时是“一个文明，假装成一个国家”。它的历史，规模，以及由过去的二十年中显著增长所带来的潜力感，促使中国想得到更多，收回从前被外国人掠去的种种。中国的人民和领导人感到，自己国家的时代正又一次来临。

中国想要什么？（中篇.疆土）

原文："China's Future: What China Wants" -《The Economist》翻译：海天

究其野心，中国并不热衷于争夺全球霸权。中国对亚洲以外政治的兴趣不大，除非是关系到它获得尽量多的原材料和市场。诸如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之类的讲座，着实有些夸大其辞。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仍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Debra Brautigam认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无疑越来越大，它的介入却不是霸权性的，而是交易性的。Brautigam女士说，20世纪80年代，当一家日本公司买下洛克菲勒中心时，“美国人认为他们买的是整个曼哈顿。中国在非洲的情况也是这样：报道的全是些感觉。”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她研究了关于中国企业在非洲收购土地的20则媒体报道，总额号称有5百50万公顷。Brautigam女士查出了确凿的数字：不过63,400公顷。

没错，中国工头虐待非洲工人，中资公司经营非法煤矿，令人恼火的廉价中国货砸掉本地小业主的饭碗。然而这些，都不过是拙劣的商业行为，而非大政方针。与昔日的欧洲殖民统治不同，中国没有将其他人排除在大陆之外的战略眼光，也没有任何想象中的所谓“文明使命”。当它感到自己的形象可能出了问题，中国的回应非常务实：盖医院，修铁路，斥资援助疟疾预防。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更注重掌握当地公司的股权，而不是只购买土地与资源。中国还尝试运用软实力，通过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说明中国和它的文化是良性的，虽然做法常显得笨手笨脚。

中国“既非传教士文化，也不是一个价值观的超级大国，”悉尼大学的克里布朗说。“它并不企图让别人都变成中国。”美国外交政策的说辞内容，总爱把自己塑造成民主和自由的领军者。共产党则不爱搞这类普世价值。同盟往往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些，就难以找到朋友。敬畏可以算是友谊的一个替代品。中国已经开始让世界敬畏，甚至忧心忡忡。

关注宗族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滋育出的恐惧感，教会中国人只管自己的事。俗话说得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如果中国对待世界也采取类似的态度，那可能是因为中国在自己的国界内也面临着全球性的问题：它有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的贫困人口（除了印度）。当你国内有一亿六千万公民，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25美元，很多人开始公开抱怨国家内部的种种问题，那么非洲的发展需求，对你确实会显得不那么紧迫。

(左图：各国贫困人口所占全球比例）

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如果不是为了强化自己的大国形象，中国总希望能尽量少参与海外行动。倘若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中国会采取海外行动，但不是为了获得更大更高意义上的好处。中国海军参加了非洲之角的反海盗护航和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2011年，中国派出一艘大船，协调将36，000名中国工人从利比亚撤离。随着中资企业更深入地走向世界，中国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行动，但只有当代价低微或绝对必要时它才会这样做。中国看到了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造成的损害；对其国内弱点的敏感，也构成中国对自己行为的一种约束。

在相当广泛的问题上，中国反对什么比它支持什么要明了许多。中国否决了西方国家干涉叙利亚和达尔富尔的企图，却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持立场（尽管它对本国内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都持否定态度）。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确保没有什么主张能够成形，来迫使它延缓工业增长。在哥本哈根和别的地方，中国证明自己已经能够阻挠，却还不会打造。正如一位布什政府的前高级官员对中国参与20国集团的评论，“他们很爱来参加，但我们还在等待他们提出第一个主意。”

（左图：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所占比例）

这位人士认为，世界需要中国更多的参与和主动性，而不是更少。中国领导人不喜欢现有的各种国家结盟，但是却没有提出别的集体安全体系方案。他们谈论在要中国东海和南海分享油气和渔业资源，却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他们谴责西方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却在那些自己的份额越来越重的国家里，让当地的腐败和施政不善的问题更加恶化。

对于一支正在上升的力量，缺乏参与并不罕见。通过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才不可逆转地被拖上世界舞台。虽然没有一个精心打造的日程表，但这不妨碍中国想获得更好的地位。尽管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还是为缺乏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而沮丧，并正率领其他发展中大国，试图做出更好的安排。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占世界人口的42％和全球经济的28％（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只拥有11％的投票权。今年七月，中国牵头成立了位于上海的新发展银行，其中包括所有的金砖国家成员。它看起来像一个初出茅庐的世界银行的替代者，引发了关于“中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争论。中国还建立了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分庭抗礼。

在亚洲内部，中国人的活跃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最具挑衅性的也许是，中国祭出了南海“九段线”，笔走龙蛇，洋洋洒洒，让人摸不着头脑。中国宣称对这个圈里的所有陆地拥有主权，似乎也包括所有的水体和海床。与之相反，如果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规则，其他国家也可以对其中不少地方提出领土主张。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区域安全年度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将军王关中（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译注）明确表示，中国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法不溯及既往”，公约不能追溯适用。“九段线“主张在1940年代中就已经建立了，而且南海诸岛两千多年来一直属于中国。

中国其他一些人则更加直率。位于海南的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立存最近指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的；着眼于长远，中国“要通过地区合作等各种方式，重新构建由我主导的更加合理、公平、公正的国际海洋秩序。”这番言论无疑引起了华盛顿的关切。前美国政府高官，现供职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不禁问道：“中国到底想拆掉多少座庙呢？”

也许也没有多少吧，至少现在。但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莱尔戈尔茨坦认为，“中国已经想明白了，做一个大国肯定麻烦，难免要践踏一些花花草草。中国人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诸如“九段线”必须得到尊重这类的规矩，对某些小国而言或许可以接受。在2010年河内东盟会议上，中国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就曾脱口而出：“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

从军事上讲，这的确是事实。中国的武装力量，即使技术不算一流，规模肯定足够庞大，且令人印象深刻，不仅仅是因为它还有核弹。但是，杨先生说的某些小国却有着大朋友。凭借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拥有西太平洋的支配权已经有70年了。尽管它四分之一个世纪前赢得了冷战，美国在该区域的存在并没有减少。2011年亚洲之行期间，奥巴马总统高调宣布，美国的战略支点将从中东转向亚洲。

（左图：军队规模与军费对比）

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决意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增强战略与军事影响力；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一如它从前遏制并最终瓦解了苏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是唯一真正相信美国战略支点转移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对于美国关注这一地区的说法多表示怀疑；在美国国内，奥巴马的政坛对手则指责奥巴马做得太少。

最近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丝毫无助于打消中国的疑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愿意向中国的邻国提供军事装备援助。安倍一直企图在日本战后宪法的许可范围内，推进一个更强大的亚太地区安保政策。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内，安倍访问了东盟的每一个会员国。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中为安倍的想法背书，指责中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地区稳定”。

几十年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贯态度鲜明；习近平上任后，中国的立场明显更加强硬起来。中国近来试图控制“第一岛链”-从冲绳到南沙群岛广大海域的举动，让几乎所有的邻国开始与它疏远。美国智囊机构太平洋论坛CSIS的布莱德.格劳泽曼认为，“要破坏中国的长远利益，很难设计一个比这更好的外交政策了。”（左图：全球出口总量市场份额）

这些举措的部分动机，无疑来自对控制海洋资源的渴望。但中国并没有将其视为赤裸裸的领土扩张。中国领导人相信自己的说法，即东海和南海的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按照它在清代帝国时期拥有的最大疆域来捍卫自己的领土主张，而不是遵照此前较小的版图。他们的领土主张积极好斗，表现不亚于（在他们看来好过）那个他们认为唯一可与其比拟的超级大国。中国注意到，美国不能算是全球国际秩序神殿的一个清白的保护者，它只是坐享超级大国的特权和支配权，而中国也想得到这些。美国人讨厌国际条约的限制，甚至比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自己甚至还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与少数盟国联手，违反国际法，入侵了伊拉克。

中国可能也注意到它的野心和美国昔日的相似之处。虽然美国一直到20世纪初才在全球发挥作用，但在此前一百年它就确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区域性定位。1823年詹姆斯.门罗总统制定国策，拒绝欧洲国家干涉西半球，任何袭扰都将被视为侵略行为。从概念上讲，中国似乎想在东亚仿效门罗主义：外部力量影响力的消减将使它能够从容支配这个地区。不同的是，在19世纪的美洲，没有任何本土力量来挑战新兴美国，而且大部分美洲国家都很高兴能将欧洲实力从该地区赶走。至少在初期，他们都是门罗主义的受益者，而不是斗争对象。

中国并非完全不懂得妥协。陆地边界方面，中国有予有夺，一些争议已经逐渐解决。然而，这部分是由于南海和东海对于中国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战略重要性的关键在于，说到底，台湾的主权问题迟早要解决，实际上中国是在部署保护其侧翼，以备未来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朝鲜不断动荡的局势也有可能使两个大国间擦枪走火。

2013年加州峰会，习近平会晤奥巴马时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话的意思，与其理解成万里之隔下两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不如说是在表示，西太平洋理应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7月间，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习近平又重复了这番话。如果说这其中暗示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对称性，中国人更清楚，其实它还享有各种非对称优势。其中之一，中国作为单边角色，可以在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之间打楔子。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通过强力胁迫其他亚洲国家，“中国逼迫美国在抛弃盟友和与中国作战之间做出选择。”

中国的军队虽远不如美军专业熟练，但是享有本土作战优势，而美国只能通过海空作战控制这些海域。如果中国的反舰导弹能够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就可以大大降低美国的武力投入，而无需花费巨资建立一支勉强能跟美军相抗衡的海军。所以双方军力上的不平衡，并非如有人想的那样大，好像简单数数有几个航母战斗群就行（中国正在建造其首艘航母，而美国有十艘航母，其中四个在太平洋地区）。

中国相信还有意愿上的不对称。它认为厌战的美国不太可能花费鲜血和巨资，去保卫一些根本无人居住，对它也没有直接战略意义的礁石。美国可能会瘸子打围--坐着喊。另一方面，深受民族主义而非仅被官方宣传左右的中国民众，则很乐于看到中国在东海南海投入武力，对此热情高涨。中国的军工企业渴望国家给他们拨款，让他们能打造出更大，更好的国之利器。即使执政党的领导人希望能在遵守国际法的框架内，和平崛起，已经养成的民族情绪或许也不一定允许中国这样做。

一旦问题涉及到日本，尤其如此。19世纪中国衰落的时候，日本取而代之成为亚洲的地区大国；中日关系从前到今后都将最为令人困扰。无需官方授意，中国媒体关于日本的宣传总是非常尖刻；中国人完全记得被日本残酷占领期间，他们所蒙受的苦难。如果需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执政党的不足上转移开来，就把日本拎出来敲打一番，非常有效。中国领导人对其国家安全的考虑合情合理，也有权寻求让他们的国家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然而沉溺于讲述自己从前作为受害人如何如何，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正在成为亚洲的欺凌者。

民众的情绪高涨，表明中国不断增长的自信并不纯粹是国际关系问题。“每当我看到外交政策上的一项改变，我总会问，‘国内是怎么回事？’”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约瑟夫.傅士卓说。习近平正在清除对手，惩治腐败，并如许多人所望，推进艰难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弄些国外的事来让人们分神，可能会派上用场。

对内巩固权力，对外显示力量，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但这不意味着中国要全面回归到“马戛尔尼滚回去”那般的帝国式的傲慢。中国人现在知道，国界之外有他们想要的思想，市场，原材料和投资；他们也很好地融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尽管有时不无勉强。从当初对威斯特伐利亚的世界观毫无了解，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忠实信徒；它把自己看成一群小国中的大国，天然优越。中国已经接受了外国国王可以与它的领导人平起平坐，虽然还不一定认同应该有法律来约束所有大小邦国。

中国的统治者们还不认可，也无法接受，在国内与他们的百姓实现平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和一个虚弱的社会。现在，那个强大的政权必须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起来的社会，让个人能够有新的途径来表达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包括要求政府更负责任。中国的统治者像昔日的帝王们一样，相信没有一党专政，国家就会分崩离析。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以及许多外国汉学家）相信，只要一党专政延续，中国就不能完全现代化。

既得利益者们的激情和被压迫者的怨恨纠缠交织在一起。在西部的穆斯林和西藏地区，不断发生的骚乱撼动了社会。在经济繁荣的东部，后天安门时代那种"只要远离政治，干什么都行"的默契渐渐失灵，公众对于腐败，污染和其他问题的愤怒变得越来越响亮。可是，中国领导人不是让公众有更多正式的参与渠道和走向法治，而是通过打压自由思想者，减少民众的参与，因为他们相信，展开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要比不做更危险。事实可能与此恰恰相反。中国国内这些深刻的分歧，将越来越难以靠单纯的繁荣来掩盖。

美国一直洋洋自得，它的经济无可匹敌，全球影响力无人能比。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军事强国的地位依然牢固，但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增长，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正变得岌岌可危。（左图：《经济学人》对中美两国GDP的预测。预计到2021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

中国的GDP何时能超过美国？

比较经济有很多种方法。我们的图表显示的是以目前美元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美国经济黯然失色的时间表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自身的增长率，中国的增长率，各个国家的价格变化，以及相互间的汇率。比如说，倘若中国的物价上涨比美国的快，而它的货币(人民币元)又没有崩盘，那么中国的经济相对于美国将会更值钱，不久就能实现超越。

对外夜郎自大，以此安抚国内民众，不仅更难以为中国争取到盟友和尊重，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羡慕并想效仿中国，依靠不民主的但有效率的方式获得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如果中国的国内政治看上去不太稳定，对它的一些钦佩就会涣散。即使事情现在还说得过去，人们对中国的钦佩之情也并没有转化为挚爱，或者与之成为利益共同体。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中国朝着恢复其在亚洲中心地位的目标，已经走出很远；在智慧和道义上却还没能如此。历史上，中国的“软实力”是如此强大，如哈佛大学的威廉柯比所说，“邻国主动把自己中国化”了。而现在，习近平可能知道如何维护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都让人生畏。但是，如果中国不能发挥出更大的吸引力，这样的地位总会趋向于不稳定。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危机，再次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文明，而不仅仅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发展模式，这将大大有助于它获得尊重和渴望中的影响力。这种事情很难发生，除非执政党愿意向它的人民提供更多的权力，而习近平已经表明，在他任内不会这样做。危险的是，中国想以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势力，作为其国内根本变革的替代。如果那些根本变革不能发生，那么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就将继续显得空洞，缺乏吸引力和富有威胁性，它的邻国们也将继续拽住山姆大叔的后衣襟不撒手。

中国不再如马戛尔1793年所描述那样，是一艘“发了疯的战船”。尽管存在很多问题，这终究是一条更时尚，更现代的战舰。200多年来，历经多少痛苦和磨难，中国已经改变了其身份的内核，从一个自我封闭和保守的国家变成一个开放的，具有前瞻性的大国。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对财富和国家实力的不懈追求中，表现出灵活性和不屈不挠的决心。现在，这些目标已经伸手可触，中国正站在实现伟大的边缘。放眼未来，接下来几十年，雄关漫道，将最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