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了，我们还有战俘在印度

 

 

如果不是读到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张讴的博客《中国战俘归国记》（链接：http://blog.cntv.cn/7608054-12626.html），我以为这两名在印度精神院里生活了四十年的中国战俘的故事会永远地埋没下去；我以为十年过去了，这个曾经我感慨万千的故事会在我的记忆中麻木直至彻底的遗忘。

 

 

2003年6月，印度的报纸报道说在印度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两名1962年中印战争中的中国战俘。后我们驻印度使馆向国内报告了此事，我读到使馆这份电报时的感觉是震惊。41年了，我们居然有两名战俘还生活在印度。41年，人生最精彩、生命最亮丽的41年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

 

 

国内当时反应也很快，决定把这两名战俘接回国内。因为印度新的总理即将访华，双方都要营造良好的氛围。我们驻印度的使馆与印度方面迅速交涉，把我们的两名战俘马胜龙、杨家仑接到了使馆并安排回国。其中杨家仑行为言语都很正常，马胜龙的反应则有些迟缓。我们国内也迅速作了安排，由于两名战俘都是四川人，我们要求成都军区派医疗组赴京接待，接他们回四川，在他们老家的荣军院颐养天年。

 

 

两位英雄回国的那天，我当时的局长代表国防部去首都机场迎接的。在机场贵宾室里看到穿军服的首长时，杨家仑向首长敬了个礼，马胜龙语言表述有困难，但他们一听到成都军区医疗组的乡音时都激动不已。

 

 

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这两位英雄归国一事并没有报道，这让我倍感遗憾。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同事一起吃饭喝酒，我曾经挺激动地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全美国都会系上黄丝带迎接他们英雄的归来，会有一个盛大的集会，总统会向他们授勋，好莱坞会因此拍一部大片。

 

 

但是在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做，两位在异国他乡的精神病院里度过了41年的中国战士无声无息地来了，又无声无息地走了，这让我至今仍倍感遗憾。41年的岁月，曾经年轻的生命，在弹指一挥间，随风如烟般地飘散了。

 

 

但回首一想，好在他们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与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俘相比、与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的战俘相比，我们对战俘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两位英雄目前是否还安好。

 

 

以下摘录的是张讴的《中国战俘归国记》片断：

 

 

2003年7月6日印度当地时间下午6点整，我站在新德里的帕拉姆机场出口处，忐忑地等待着两位中国老人的出现。这两位中国老人在印度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里孤独生活了四十年。他们是怎样度过那漫长的日子呢？现在他们要返回中国了，他们此刻怀着何种心情呢？6点15分钟后，一位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交官陪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他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在使馆人员的引导下，他快步走进了中国大使馆派出的专车。另一位行动迟缓，但是精神奕奕，他拄着拐杖慢慢走了过来。

 

 

从机场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只有三十分钟的车程。在去使馆的路上，前去兰契市办理老人移交手续的中国外交官黄先生和霍先生介绍说，那位身体健壮、身材高大者叫马胜龙，行动迟缓、身材矮小者叫杨家仑。我仔细地打量他们，两个人表情淡然。杨家仑不时朝窗外望上一眼。新德里天气有些阴沉，周围的景物显得十分柔和。街上车辆不多，汽车很快就到了大使馆武官处。早已等候在门口的华君铎大使和公使衔参赞郑清典先后与两位老人握手。华君铎大使动情地说，“你们回家了！”这句话令迎接的人唏嘘感叹。

 

 

两位老人来到了会客室，在场的人试图与他们交谈，他们已经四十多年没有与中国人交谈了。杨家仑难以适应这种场面，眼角有泪光，嗫嚅良久，只能说出一两个简单的字。华大使询问他老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杨家仑很吃力地想，断断续续地说，“老家在川西……家里有父母……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其他都不记得了。”大家推算了一下，倘若父母还健在的话，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马胜龙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吃饼干。他对问候没有准确反应，有几分歉意的茫然。华大使向杨家仑询问马胜龙的一些情况。杨家仑只是说，他是四川人，其他都不晓得了。曾经去中央精神病院迎接两位老人的黄先生说，马胜龙其实学东西很快。在飞机上，空中小姐给他简单比划了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带了。旁边一位印度人反复几次都没有系上，马胜龙竟然主动帮对方系上了。

 

 

使馆人员开始讨论两位老人的吃饭问题。有人说，一定要让两位老人吃上正宗的川菜。也有人建议，两位老人已经习惯了印度饮食，最好不要一下子吃太辣的饭菜。也有人提出做两碗可口的面条。人们对老人的呵护关怀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华大使说，征求一下两位老人的意见吧。杨家仑只说了三个字：“吃米饭”。武官处的厨师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老人做了四菜一汤。吃饭前，从兰契陪同老人回来的霍先生根据印度医生的嘱托，把镇静药碾碎后掺和在马胜龙的米饭里，又在上面浇上一勺菜，压住药味。印度医生曾对中方陪同人员说，马胜龙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惕性很高，从不肯吃药。杨家仑患有高血压和轻微的精神病，他可以自己服药。使馆人员给他们准备了筷子和勺子，但是两位老人已经不会用筷子了。一整天的劳顿让两位老人十分疲惫。晚饭不久，使馆人员就安排两位老人休息了。有使馆人员陪伴在隔壁，时刻准备照料他们的起居生活。

 

 

第二天早上3点钟，杨家仑和马胜龙就摸索着从床上爬起来，非要到外面去散步。使馆人员赶快劝说，说天亮以后再到使馆去转一转，现在雾气太重，天又黑，什么也看不见。两位老人一直坐着等到了天亮。在使馆人员的陪同下，两位老人在武官处的院子里转悠。院子里的路灯水泥柱上有五角星图案。他们一直盯着五角星，目光久久不肯离开。

 

 

吃完早饭后，使馆人员带着两位老人在使馆里散步。大使馆有成片树林和菜地，空间十分开阔。此时正是使馆人员的上班时间，人们自动站在路旁，为两位老人的到来热烈鼓掌。马胜龙突然向周围的人们行了一个军礼，人们又热烈地鼓起掌来。有人把武官处黄副武官介绍给马胜龙，说这是你的上级，你应该给他敬个礼。马胜龙竟然没有多少反应，而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人们这才意识到那个敬礼是一个下意识动作。人们陪着两位老人来到大使馆礼堂前面的草坪旁。一位使馆人员指着礼堂上高悬的国徽，对两位老人说，“这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两位老人都抬头凝视着这个图案。突然间，马胜龙又对着国徽敬了一个礼。杨家仑手柱拐杖，一直仰脸看着国徽，布满皱纹的嘴角有一丝抽搐。

 

 

印度医生曾经嘱咐迎接两位老人的使馆人员，不要让他们情绪激动，以免突发精神分裂症。于是，使馆人员连忙带领两位老人参观使馆里的菜地。杨家仑显得十分兴奋，他指着蔬菜架上一个长长的果实说，“丝瓜”。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使馆人员给他摘了一个辣椒，杨家仑竟然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看来他还保留着四川人的饮食习惯。

 

回到房间后，使馆里的四川老乡纷纷前来探望，用四川话与他们话家常。使馆特意给腿有残疾的杨家仑买了一根高级拐杖，但是他坚持使用一根用树枝砍成的木棍。与昨天相比，杨家仑的话明显多了，回忆起了更多的过去。他说自己曾经在西藏部队服役，自己是班长，他还记得有一位好朋友是毛排长。马胜龙一直保持着挺拔的军人姿态，对电视里播放的中国节目很感兴趣，这也是两位老人四十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国电视节目。马胜龙一直拿着遥控器，很快就学会了换频道。CCTV-6正在播出电视连续剧《烈火金刚》，两位老人看得十分认真。

 

 

明天早上两位老人就要返回祖国了。晚上9点半，使馆人员开始为他们整理行装。除了大使馆为他们准备的两个书包、两件衬衫和三包饼干外，我发现他们竟然两手空空，没有其他行李。他们表情十分平静，这种平静让我十分震惊。他们在印度生活的时间几乎等同于我的年龄。这四十年的时间，空空荡荡，却冰结了他们的所有情感和生活。两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磨蚀成了老人。四十年的光阴没有带给他们一件财物，也没有带给他们应有的天伦之乐。杨家伦手里拿着一根用树枝砍成的拐杖。这就是他四十年来的唯一财产。我从摄像机的取景器里望着这两位平静的老人，视线竟有几分模糊，这是我当记者二十多年来最难忘的场景。8月8日清晨，在使馆人员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东航MU564航班飞向了北京。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已经派人在北京国际机场迎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