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哪儿》韩版制作人讲门道
编者按：饥渴的春节档
大年除夕，电影导演操办电视春晚；大年初一，电视节目占领电影院；正月十五也是情人节，网络首播无情的黑色美剧。越轨、跨界、错乱。
本期出街，还在年中。本期专题都是年货，春晚策划说春晚；白宫记者解说《纸牌屋》；爸爸团队说爸爸；原版爸爸说爸爸。
习近平看完春晚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个人的时间都被工作占去了。”
奥巴马看完《纸牌屋》感慨：“安德伍德这家伙完成了超多的事情。”
感慨和感动，都来自感同身受。
天娱传媒总裁龙丹妮说《爸爸去哪儿》：“票房大卖，并不代表这个作品有多完美，只是能说明我们的老百姓有多饥渴。”
“让艺人听话的最好方法就是钱，在中国制作节目更需要钱。”——金荣熙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
现在韩国收视率最高、话题性最强的节目也是《爸爸，我们去哪儿》。首播的时候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小男孩尹厚喜欢节目中的一个小女孩，有点“儿童恋”的意思。
在韩国，旅游类节目近年比较流行。2012年，我想，在旅游节目里加上一些儿童元素的话可能更好。当然，孩子太小，不能一个人，于是让父亲也跟着。韩国的爸爸们，跟中国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善于做家务，根本不会做饭。爸爸给孩子做饭失误的场面，给观众带来了很多快乐。
节目到中国，一开始湖南卫视的制片人、老总都很担心能不能成功。我说不必担心，中国版《爸爸去哪儿》的小孩子们，比韩国的小孩子们还要可爱。当然，我们也发现一些小问题。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小皇帝小公主很多，孩子们不懂规矩，很难管教，他们不听爸爸的话。在北京郊外进行第一次三天两夜的拍摄时，我真的觉得，出大事儿了。第一晚十点，我召集了制作团队和五位爸爸，说：虽然孩子们很可爱，但他们实在太不听话了，一旦播出，中国的观众们会说孩子漂亮可爱，但并不会喜爱他们。假如观众们不喜欢甚至讨厌你们的孩子，该怎么办？你们应该向观众展示如何管教孩子。果然，第二天早晨继续拍摄时，孩子们都很听话。
对这个节目，我们遵循这二十年来都一直坚持的8∶2原则——公益性、教育性的内容不能超过20%，其余80%都是趣味性、娱乐性。我将节目定位在孩子的教育问题，觉得假如中国版《爸爸去哪儿》能够对孩子教育方面造成一个好的影响就好了。
让艺人听话的最好方法就是钱
韩国艺人和中国艺人不同。他们很听话，即使对经验不丰富的导演，也很听话。这些导演为了和艺人亲近，往往在拍摄结束后会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送他们回家。当然，让艺人听话的最好方法就是钱，但因为贵，所以打感情牌也是很好的手段。
在湖南卫视，我发现艺人和导演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亲近，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制作节目更需要钱。洪涛是《我是歌手》的总导演，也是《爸爸去哪儿》的监制，我看到他非常努力地去和艺人交流。我也看到，他说的话，这些艺人还是会听的。
但在节目初期，导演和艺人还不太亲近，艺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无法集中。所以中国版《爸爸去哪儿》专门设置了一个主持人的角色，这是和韩国版的一个显著不同。
《爸爸去哪儿》是纯粹野外拍摄，每个艺人都要有两台摄像机——以防其中一台需要临时换片。所有的艺人加起来要20台，24小时连续拍摄。
相比拍摄，剪辑更为重要。参与《爸爸去哪儿》一级剪辑的有40人，他们将6小时的片子缩短，因为这项工作相对并不重要，所以薪酬不高。进行二次剪辑的6个人角色相当重要，他们的报酬较高，一般是导演和副导演。作为总导演，我最后负责完成60分钟的成片。
我每五年就会制作一档和儿童有关的节目。假如我们能在节目中找到反映儿童天真烂漫和纯真天性的方法，就能够取得成功。不能纯粹去拍儿童可爱的外表，而是要关注他们的想法和行动。
比如美国的节目《妈妈不在家》。某天早晨，某个小区的十几户人家里，爸爸和孩子一睁眼，发现妈妈不见了。节目会播出前一天晚上趁爸爸睡着，妈妈们坐车离开的场景。从那天早晨起，爸爸和孩子会先找妈妈。然后在没有妈妈的情况下，爸爸得送孩子上学。观众们就可以看到，妈妈不见后，孩子们寻找妈妈的样子，以及爸爸们慌乱的样子，在喜剧效果里发现妈妈的重要性。
韩国的爸爸们很不善于做家务，中国版的孩子们都是小公主小皇帝。在《爸爸去哪儿》里，金荣熙也没忘强调那20%公益性的内容：子女教育问题。图为韩国《爸爸，我们去哪儿》剧照。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给红灯停的人奖励一个冰箱，怎么样？
回头说8∶2原则，那个“2”为什么一直贯穿在我制作的节目中。
《咱们读书吧》在韩国曾经引起了一段很火爆的读书风潮。大家没有预料到综艺节目可以讲读书这个话题。其实这档节目80%的部分都是两位主持人在搞笑。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金，在韩国建了15家儿童图书馆。
《亚西亚，亚西亚》是将有名的艺人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和当地人一起劳作。一开始不熟，逐渐地，双方自然而然亲近起来，将原本面貌展现给观众。这个节目曾经改变了一项法律。我们知道一些东南亚的劳务工到韩国来赚钱，按规定他们只能在韩国待三年，但为了多赚一点钱，他们往往在韩国非法居住五到六年，于是有人利用他们的这种处境，在待遇上、行动上歧视他们。考虑到非法居住人员赚钱是为了养家，我们的制片人去巴基斯坦探望一位务工人员的母亲，把她接到韩国，成为现场的一个惊喜。
节目在2011年首播，第二天，韩国的国会议长马上给我们局长打来电话，说昨天的节目让我感动得流泪，我能帮到你什么吗？我们局长回答，请帮我们改变一下法律吧。结果，这项法律在六个月内就改变了。
十几年前，为策划新节目，我们十几个创作人员和主编，从早到晚一直在开会，却始终没有好的想法。会议开了三个月，有天晚上凌晨四点，我走到我家门口斑马线处，看到红灯亮着。我不是个特别遵守交通法则的人，但那天也许是累，我一直等到绿灯亮才走。当时周围一个人没有，我完全可以闯过去。我走进家门，突然觉得很开心——虽然只是遵守了交规而已。
第二天，我跟剧组说：我们搞一个节目，观察哪些车辆守红灯，给他们一些奖励，怎么样？所有在场的人说，你疯了吗？我持续一个星期劝他们做这个，他们终于同意了。
那是1991年，我们把摄像机设置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偷拍斑马线，打算一旦有车辆守红灯，就马上过去给他一个奖励——冰箱。可第一次拍摄，我们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11点、12点，主持人一直在说：“来了来了……”可没有一辆停下。因为说了太多次，到凌晨1点时他喉咙都沙哑了。凌晨3点，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凌晨4点13分，发生了奇迹，一辆小车停在了斑马线前，主持人太感动了，喊道：“大韩民国万岁！”但要是没等红灯变绿，这车就走了呢？主持人开始喊：“不要动、不要动……”小车停着不走，后面的车开始按喇叭，小车依然不动。绿灯亮，小车开了出去，我们开车追上，发现他是残疾人，说话又不清晰。我跟剧组说：即使不清晰，不管话多长，千万别打断，拍到底。
主持人问：“你居然在没有人看守的斑马线上停车了，为什么？”他只说了七个字，但因为太紧张了，说了整整一分钟：“我每天都守信号。”这期节目首播后，韩国所有报纸全是这个内容，这是《良心冷藏库》的诞生。
给普通人点赞，让歌手落选
策划《我是歌手》时，我想用歌唱让观众得到幸福。要达到这一点，我确信不能找业余的，必须找到职业歌手来唱。我告诉我的剧组这个想法，他们说：你让那些职业选手都到媒体来参加选拔赛，这是不可能的。我只好打赌：我所说的七位歌手，哪怕有一个邀请不到位，我们的节目取消。
这七位，很多是韩国一线歌手。我一一拜访他们，首先我见到李素罗，她是最难邀请的。为了邀请她，我准备了一个月：她喜欢的颜色、饮食、酒分别是什么？她喜欢的场所是我事先打听好的。我第一次见她时，在她喜欢的餐厅，拿着她喜欢的紫色花，吃她喜欢的意大利面，处处投其所好。
当然，直接通过唱歌来感动观众是很难的，歌声背后的故事很重要。拿黄绮珊来举例，黄绮珊在舞台上不仅仅是唱歌，在她唱之前，还讲述了前夫为她写歌这样一个故事来渲染气氛。说得极端一点，除了短短几分钟的演唱时间，其余时间，都应该用来讲故事。《我是歌手》一集90分钟，除去30分钟的唱歌，还有5分钟的评审，余下时间，都要用歌背后的故事来充实。
有时候我们也会对故事进行润色。也许某个参演选手已经离婚了，而且很讨厌她前任老公，但编剧就会和这个选手说：你得表现出你很想念你老公，这样观众们才会买账。
娱乐节目里，所有人都关注的只是娱乐，但我们加了公益；所有人都以为只需要开心的笑脸，但我们加入了眼泪。我们给普通人赞美，让职业歌手落选。这些都是创新。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于2013年底南方电视台12周年台庆月系列活动之金荣熙演讲）
大年除夕，电影导演操办电视春晚；大年初一，电视节目占领电影院；正月十五也是情人节，网络首播无情的黑色美剧。越轨、跨界、错乱。
本期出街，还在年中。本期专题都是年货，春晚策划说春晚；白宫记者解说《纸牌屋》；爸爸团队说爸爸；原版爸爸说爸爸。
习近平看完春晚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个人的时间都被工作占去了。”
奥巴马看完《纸牌屋》感慨：“安德伍德这家伙完成了超多的事情。”
感慨和感动，都来自感同身受。
天娱传媒总裁龙丹妮说《爸爸去哪儿》：“票房大卖，并不代表这个作品有多完美，只是能说明我们的老百姓有多饥渴。”
“让艺人听话的最好方法就是钱，在中国制作节目更需要钱。”——金荣熙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
现在韩国收视率最高、话题性最强的节目也是《爸爸，我们去哪儿》。首播的时候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小男孩尹厚喜欢节目中的一个小女孩，有点“儿童恋”的意思。
在韩国，旅游类节目近年比较流行。2012年，我想，在旅游节目里加上一些儿童元素的话可能更好。当然，孩子太小，不能一个人，于是让父亲也跟着。韩国的爸爸们，跟中国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善于做家务，根本不会做饭。爸爸给孩子做饭失误的场面，给观众带来了很多快乐。
节目到中国，一开始湖南卫视的制片人、老总都很担心能不能成功。我说不必担心，中国版《爸爸去哪儿》的小孩子们，比韩国的小孩子们还要可爱。当然，我们也发现一些小问题。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小皇帝小公主很多，孩子们不懂规矩，很难管教，他们不听爸爸的话。在北京郊外进行第一次三天两夜的拍摄时，我真的觉得，出大事儿了。第一晚十点，我召集了制作团队和五位爸爸，说：虽然孩子们很可爱，但他们实在太不听话了，一旦播出，中国的观众们会说孩子漂亮可爱，但并不会喜爱他们。假如观众们不喜欢甚至讨厌你们的孩子，该怎么办？你们应该向观众展示如何管教孩子。果然，第二天早晨继续拍摄时，孩子们都很听话。
对这个节目，我们遵循这二十年来都一直坚持的8∶2原则——公益性、教育性的内容不能超过20%，其余80%都是趣味性、娱乐性。我将节目定位在孩子的教育问题，觉得假如中国版《爸爸去哪儿》能够对孩子教育方面造成一个好的影响就好了。
让艺人听话的最好方法就是钱
韩国艺人和中国艺人不同。他们很听话，即使对经验不丰富的导演，也很听话。这些导演为了和艺人亲近，往往在拍摄结束后会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送他们回家。当然，让艺人听话的最好方法就是钱，但因为贵，所以打感情牌也是很好的手段。
在湖南卫视，我发现艺人和导演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亲近，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制作节目更需要钱。洪涛是《我是歌手》的总导演，也是《爸爸去哪儿》的监制，我看到他非常努力地去和艺人交流。我也看到，他说的话，这些艺人还是会听的。
但在节目初期，导演和艺人还不太亲近，艺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无法集中。所以中国版《爸爸去哪儿》专门设置了一个主持人的角色，这是和韩国版的一个显著不同。
《爸爸去哪儿》是纯粹野外拍摄，每个艺人都要有两台摄像机——以防其中一台需要临时换片。所有的艺人加起来要20台，24小时连续拍摄。
相比拍摄，剪辑更为重要。参与《爸爸去哪儿》一级剪辑的有40人，他们将6小时的片子缩短，因为这项工作相对并不重要，所以薪酬不高。进行二次剪辑的6个人角色相当重要，他们的报酬较高，一般是导演和副导演。作为总导演，我最后负责完成60分钟的成片。
我每五年就会制作一档和儿童有关的节目。假如我们能在节目中找到反映儿童天真烂漫和纯真天性的方法，就能够取得成功。不能纯粹去拍儿童可爱的外表，而是要关注他们的想法和行动。
比如美国的节目《妈妈不在家》。某天早晨，某个小区的十几户人家里，爸爸和孩子一睁眼，发现妈妈不见了。节目会播出前一天晚上趁爸爸睡着，妈妈们坐车离开的场景。从那天早晨起，爸爸和孩子会先找妈妈。然后在没有妈妈的情况下，爸爸得送孩子上学。观众们就可以看到，妈妈不见后，孩子们寻找妈妈的样子，以及爸爸们慌乱的样子，在喜剧效果里发现妈妈的重要性。
韩国的爸爸们很不善于做家务，中国版的孩子们都是小公主小皇帝。在《爸爸去哪儿》里，金荣熙也没忘强调那20%公益性的内容：子女教育问题。图为韩国《爸爸，我们去哪儿》剧照。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给红灯停的人奖励一个冰箱，怎么样？
回头说8∶2原则，那个“2”为什么一直贯穿在我制作的节目中。
《咱们读书吧》在韩国曾经引起了一段很火爆的读书风潮。大家没有预料到综艺节目可以讲读书这个话题。其实这档节目80%的部分都是两位主持人在搞笑。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金，在韩国建了15家儿童图书馆。
《亚西亚，亚西亚》是将有名的艺人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和当地人一起劳作。一开始不熟，逐渐地，双方自然而然亲近起来，将原本面貌展现给观众。这个节目曾经改变了一项法律。我们知道一些东南亚的劳务工到韩国来赚钱，按规定他们只能在韩国待三年，但为了多赚一点钱，他们往往在韩国非法居住五到六年，于是有人利用他们的这种处境，在待遇上、行动上歧视他们。考虑到非法居住人员赚钱是为了养家，我们的制片人去巴基斯坦探望一位务工人员的母亲，把她接到韩国，成为现场的一个惊喜。
节目在2011年首播，第二天，韩国的国会议长马上给我们局长打来电话，说昨天的节目让我感动得流泪，我能帮到你什么吗？我们局长回答，请帮我们改变一下法律吧。结果，这项法律在六个月内就改变了。
十几年前，为策划新节目，我们十几个创作人员和主编，从早到晚一直在开会，却始终没有好的想法。会议开了三个月，有天晚上凌晨四点，我走到我家门口斑马线处，看到红灯亮着。我不是个特别遵守交通法则的人，但那天也许是累，我一直等到绿灯亮才走。当时周围一个人没有，我完全可以闯过去。我走进家门，突然觉得很开心——虽然只是遵守了交规而已。
第二天，我跟剧组说：我们搞一个节目，观察哪些车辆守红灯，给他们一些奖励，怎么样？所有在场的人说，你疯了吗？我持续一个星期劝他们做这个，他们终于同意了。
那是1991年，我们把摄像机设置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偷拍斑马线，打算一旦有车辆守红灯，就马上过去给他一个奖励——冰箱。可第一次拍摄，我们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11点、12点，主持人一直在说：“来了来了……”可没有一辆停下。因为说了太多次，到凌晨1点时他喉咙都沙哑了。凌晨3点，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凌晨4点13分，发生了奇迹，一辆小车停在了斑马线前，主持人太感动了，喊道：“大韩民国万岁！”但要是没等红灯变绿，这车就走了呢？主持人开始喊：“不要动、不要动……”小车停着不走，后面的车开始按喇叭，小车依然不动。绿灯亮，小车开了出去，我们开车追上，发现他是残疾人，说话又不清晰。我跟剧组说：即使不清晰，不管话多长，千万别打断，拍到底。
主持人问：“你居然在没有人看守的斑马线上停车了，为什么？”他只说了七个字，但因为太紧张了，说了整整一分钟：“我每天都守信号。”这期节目首播后，韩国所有报纸全是这个内容，这是《良心冷藏库》的诞生。
给普通人点赞，让歌手落选
策划《我是歌手》时，我想用歌唱让观众得到幸福。要达到这一点，我确信不能找业余的，必须找到职业歌手来唱。我告诉我的剧组这个想法，他们说：你让那些职业选手都到媒体来参加选拔赛，这是不可能的。我只好打赌：我所说的七位歌手，哪怕有一个邀请不到位，我们的节目取消。
这七位，很多是韩国一线歌手。我一一拜访他们，首先我见到李素罗，她是最难邀请的。为了邀请她，我准备了一个月：她喜欢的颜色、饮食、酒分别是什么？她喜欢的场所是我事先打听好的。我第一次见她时，在她喜欢的餐厅，拿着她喜欢的紫色花，吃她喜欢的意大利面，处处投其所好。
当然，直接通过唱歌来感动观众是很难的，歌声背后的故事很重要。拿黄绮珊来举例，黄绮珊在舞台上不仅仅是唱歌，在她唱之前，还讲述了前夫为她写歌这样一个故事来渲染气氛。说得极端一点，除了短短几分钟的演唱时间，其余时间，都应该用来讲故事。《我是歌手》一集90分钟，除去30分钟的唱歌，还有5分钟的评审，余下时间，都要用歌背后的故事来充实。
有时候我们也会对故事进行润色。也许某个参演选手已经离婚了，而且很讨厌她前任老公，但编剧就会和这个选手说：你得表现出你很想念你老公，这样观众们才会买账。
娱乐节目里，所有人都关注的只是娱乐，但我们加了公益；所有人都以为只需要开心的笑脸，但我们加入了眼泪。我们给普通人赞美，让职业歌手落选。这些都是创新。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于2013年底南方电视台12周年台庆月系列活动之金荣熙演讲）
流氓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