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倩：中国色情从业者的屈辱血泪

刘美倩：中国色情从业者的屈辱血泪

10年前

　　上海白马娱乐会所是市内最豪华的娱乐场所之一，富婆们每晚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只要付钱，就能找到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男子陪她们在派对上狂欢。找一名华人“模特”相伴一晚至少需要800元（1000港元），而一名外国模特收费1200元。但富婆们如果愿意多花几千元，就能玩个通宵。
　　在2000公里外的广西省，日落之后在南宁市郊一个建筑工地外，20名民工静悄悄在一条泥泞小路上排队。附近的高大灌木丛内，一名年轻女子正为一个客人“服务”，按每10分钟50元收费，其他人则在一边排队等待。
　　上海性学教练杨春（音译）说，没人会去偷看。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像是排队等着上公厕。杨春曾担任南宁艾滋病预防项目志愿者，那段经历令她很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性交易。
　　她说，野外没有淋浴设备。每个女孩子一晚会给许多男性服务，所以大部分女孩的外阴可能已染上某种形式的性传播疾病，就算她们使用志愿者发放的安全套也无法避免。
　　由于人口众多，中国已成为全球性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但由于中国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性交易，因此中国色情业完全在地下运营。专家表示，政府禁令、制度化的腐败，加上警察滥用拘留权情况猖獗，令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更加艰难。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估计，2010年中国性工作者多达20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2012年5月一份报告认为介于400万至600万之间。还有人估计中国性工作者多达2000万，并称性工作者创造的收入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
　　中国地下色情产业包含各种各样的从业者：从历来一般在发廊、桑拿房和夜总会工作的女孩，到为女性服务的高级舞男、为男同性恋服务的男妓，以及变性性工作者。
　　杨春说，在上海，一个受欢迎的性工作者可以迎合不同癖好的顾客，收费约是每两小时2000元。一些受过训练的护士也加入这个行业，为客户提供人体穿孔或割包皮服务。色情业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在网络世界扩散：女孩子对着网络摄像头脱衣，或者男性现场“打真军”。
　　杨春说，日本色情业看似更发达一些，有不同种类的成人视频。但中国色情业也同样多元化。中国法律虽然禁止制作成人色情视频，但并不意味着想要的人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
　　29岁的Ken大学毕业，是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金钱男孩（MB）。他从事这个行业已有五年，每次服务收费400元，过夜收费600元。
　　他说，MB通常在出租公寓提供服务。每套公寓有三四个卧室，由一个男妈妈桑（或皮条客）负责管理。有些MB在健身俱乐部工作，提供按摩及其他服务。上海大约有10个这类俱乐部。
　　Ken说，许多MB还从事个人业务，在网上发广告，去酒店与客人见面。公寓总会被便衣警察搜查，一旦被捕，暴力逼供的情况并不少见。
　　从事这个职业的另一个危险是有可能被客人打劫。 Ken说，有一次他正在淋浴，客人带进来两名男子打劫他。他有先见之明，身上只有一支便宜的手机和只够打车回家的现金，可劫犯们把他狠狠打了一顿。
　　Ken的家人并不知道他的性取向，也不知道他以何为生。
　　他说，两年前有过一个男朋友，交往了半年。他随时愿意迎接爱情的到来，但除非因为年龄的原因被迫退出这个行业，否则他不会放弃现在的生活。
　　他还表示，见过很多MB迫于家庭压力回家娶妻，但仍然继续在大城市工作。可那不是他想要的，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北京非政府组织佐佑信息咨询中心执行主任郭子阳说，自2007年以来，该中心已向近4000名同性恋和变性性工作者提供性健康建议和辅导。
　　郭子阳说，没人知道国内到底有多少性工作者，因为他们总是很快从一个大城市转移到另一个。这个市场规模庞大，因此他们常常利用网络寻客。他说，在北京找性工作者提供服务需要花600到800元，重庆等二线城市需要400元。
　　中国近几个月展开历来最严厉的扫黄行动之一，许多桑拿房和夜总会都被迫关闭。 2月10日，“中国色情之都”东莞发起扫黄行动，随后行动席卷全国。自此之后，一度在东莞生意蓬勃的卖淫女和皮条客一夜间就消失无踪。
　　郭子阳说，这次行动只是一场政治斗争，旨在借根除性交易的名义消灭政敌。
　　他还表示，人人都知道这样的行动永远不会成功。以前当局也开展过这种行动，一般是在举办重大活动前，如奥运会和每年的党代会。
　　23岁的香香是警方扫黄行动中少数同意接受采访的卖淫女之一。 17岁那年，香香意识到在广东工厂打工赚不到多少钱，不够给远在湖南农村的弟弟付学费，因此加入了色情行业。
　　香香14岁就已辍学。她说，在工厂打工是浪费时间，她赚不到足够钱寄回家。她曾在一家夜总会工作，被分配到18号。她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有这样好的一个号码。每次有人叫到她的号码，她就能拿到300元。她和客人一同喝酒、唱歌，给他们送上食物。如果客人喜欢，就会付1000元带她出去过夜。
　　香香说，她已经记不清自己第一次时的情形，当时喝的太多，醉得不省人事，醒来时旁边是一个快50岁的裸体男子。那个男人穿上衣服，给了她钱，告诉她如果困就去睡觉。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有些女人就是如此赚到这么多钱。她不会去想这些钱干不干净，只知道与那些男人睡觉就会有钱。
　　她说，大多时候她都醉得神志不清，所以性对她来说是很模糊的一件事。但有一次她被迫在一个房间给三名男子服务，事后确实感觉备受屈辱。那次她拿到3000元，但后来她整整一个星期闭门不出，那是她第一次想要离开这个行业，找一个人结婚，但这是不可能的。
　　她说，有次她爱上一个客人，一个已婚男人。可到了被甩的那天才发现，她不过是给那个人提供了几个月免费性服务而已。现在她已不再相信爱情。
　　香香说她过得不错，月收入能有5000到10000元。但警察搜查期间她一点生意都没有。她说，不能再回工厂去做工。她不会什么技术，也没有工作经验，根本找不到工作。
　　不过，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国内比较幸运的性工作者之一。在她工作的中山市石岐镇，所有夜总会每月向警方缴交保护费。警方行动时，妈妈桑就让她们休几天假，什么麻烦都不会有。
　　但香香也说，那些年纪较大的性工作者依靠在建筑工地、街头或低级色情场所向民工卖淫谋生，她们的境遇就更糟。如果被捕，她们可能被罚款最高1万元，并至少拘留六个月。
　　性教练杨春说，对卖淫女没有固定的处罚，完全要看警察抓人时的心情。有时候，警察甚至一分都不要就把人放走。
　　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秘书长彭晓辉说，性交易到处都一样。
　　彭晓辉表示，从官方对性交易的反应来看，中国色情产业正处于鼎盛时期。但这次扫黄行动旨在打击政敌，是借着维护社会道德的名义争取公众支持。
　　他说，性工作者出卖身体赚钱。与那些贪污公款的贪官相比，他们还更诚实一些。
　　他说，中国色情业的特点是腐败已经制度化。性工作者不仅受到控制他们的黑社会剥削，也被腐败警察和政府官员压迫，令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彭晓辉以1960年代达到巅峰的瑞典色情产业为例，表示随着瑞典生活质量提高、财富分配方式更加公平、司法和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当地性交易的吸引力也开始减弱。
　　他认为，要彻底消除色情产业，中国必须先进行改革，允许民众参与政治活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不是只让少数特权者占据经济成果。
　　他说，大多数性工作者来自农村。他们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高薪工作，所以很容易就会加入色情业。如果福利制度健全，性工作者数量将大大减少。

流氓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