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不走下神坛，成千上万被杀害的、以海为生的冤魂就无法进入历史

戚继光不走下神坛，成千上万被杀害的、以海为生的冤魂就无法进入历史，中国就不会有海洋文学。戚继光的“英雄行为”，更多地算是统治阶级的“守门员”。

作者：单之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本文原题为《卷首语：大海，为何没有拨动浙人的心弦？》

浙江这块多是丘陵的土地很是神奇，她能天人感应，触动生于斯长于斯的浙人的心灵，让心灵长出花枝，开满花朵。我甚至觉得，因为有了她，中国才精致起来。

你看看浙江的一块块土地都收获了哪些文明的果实，再看看中国文明中这些浙江元素算不算精致吧。

浙江的楠溪江触发了永嘉太守谢灵运的心灵，中国的山水诗从那里诞生了；曹娥江则吸引500多位唐代诗人去那里泛舟赋诗，把中国的山水诗锤炼成了中国古典文学阵营中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品类；富春江让中国的山水画至此一变；一个西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超过了中国所有的湖；杭嘉湖平原贡献了丝绸和《茶经》；西泠印社创造了一种金石之美；甚至一座不很高大的山——天姥山，都让不能亲临的大诗人李白梦游至此，留下一首让我们在课堂里背诵的长诗《梦游天姥吟留别》……

浙江的天姥山，也许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的诗句几乎人尽皆知。而从地理上看，天姥山不过是一座海拔不到千米的普通山脉，但却是一座文化圣山。李杜等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而且有学者指出，在唐以前，天姥山的文化地位比泰山还高。

对自然美这么敏感的浙人，为什么对大海无动于衷呢？

浙江人对自然美的敏感、对文学艺术的创造力，至明清而炉火纯青，王思任和张岱的山水游记与小品文可以证明。

到了“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时代来临，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浙人的文学天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迸发之势。甚至可以说是浙江籍的作家证明了用白话文也可以写出不亚于文言文的美文。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浙籍作家居功至伟，无论哪个版本的文学史，浙籍作家的作品占有至少“半壁江山”。说出这些名字大家就知道了：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郑振铎、冯雪峰、夏衍、艾青、丰子恺、夏丐尊、梁实秋、戴望舒、施蛰存、王鲁彦、许杰、柔石、殷夫、巴人、邵荃麟、应修人、潘漠华、王西彦、唐弢……

戴望舒因诗《雨巷》一举成名，称“雨巷诗人”；潘漠华、应修人出版杂志《湖畔》，被称为“湖畔诗人”；夏丏尊写出了散文名篇《白马湖之冬》；郁达夫有《过富春江》；朱自清写了传诵至今的《荷塘月色》……

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浙人的文学艺术中缺乏海洋的元素。

艾青这位浙籍诗人虽然号为“海澄”，但他写得最好的诗都与大海无关。他歌唱“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悲愤的河流”、“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等等。他被引用最多的诗句是：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些中国最为杰出的浙籍诗人、作家，这些离大海最近，生于海边、长于海边的人，都没有写大海。

这让我很不解，对自然美这么敏感的浙人，为什么对自己面对的大海竟无动于衷呢？

浙江的海岸线极为漫长；浙江的海岛数量居全国第一；浙江沿海的经济、社会、文化最为发达，中国其他沿海省份都没有这样的优势。如果浙江没有海洋文学，我们还能指望中国其他地方出现海洋文学吗？不可能的。

从“镇海”到“海宁”，大海一直被防范
翻看浙江沿海地名，如宁波有“镇海”，顾名思义，乃压制大海之意；而在钱江大潮最为壮观的地方，则取名“海宁”，希望大海安宁。在杭州湾北岸，历代都将修筑海塘视为朝廷大事，并将潮神庙的修建，视为国家行为……可见人们对大海的防范和畏惧。如今，嵊山岛的人们终于鼓足勇气将房屋建于岸边，以便观海赏潮。但越过海潮，我们发现岸上房屋人去楼空，人们早在大潮来临之前落荒而逃。人们既没有以冲浪的果敢行为迎接海浪，也没有以文学作品歌咏海潮。而西方无论冒险的举措或是文学的创作，都扎根于海洋。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古希腊的阿尔凯奥斯已经在诗中写道：前浪过去了，后浪又涌来/我们必须拼命地挣扎……

不仅浙江没有，整个中国也没有海洋文学
事实就是如此，不仅浙江没有，整个中国也没有海洋文学。

我知道有人会反驳说：“有。”还会举出一些例证来：西汉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汉末曹操的《观沧海》；西晋木华的《海赋》和潘岳的《沧海赋》；南齐张融的《海赋》；唐朝韩愈的《南海神庙碑》；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

但数量上，这些作品与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比起来，好似沧海一粟，太过稀少；内容上，它们或者以海洋为背景讲述奇闻异事，或者对海洋进行一些景物描写，还构不成“海洋文学”这样一个文学门类。

什么叫海洋文学？依我看，海洋文学不只是以海洋为题材，更重要的是写出海洋与人的关系、写出与海打交道的人的精神特质出来。

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普希金的《致大海》、莱蒙托夫的《白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拜伦的《海盗》、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安徒生的《海的女儿》……

但是中国的确没有这种东西，譬如曹操的《观沧海》，一直被认为是写大海的诗中非常出色的代表，就像他的其他诗文一样，透露着一种老辣雄奇。但那并不算海洋文学，暂不说有没有海洋精神，单是文字，就有一半描写陆地：“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没有揭示人与海洋的深层关系、写出海洋人生的作品。

什么原因呢？
是中国缺乏大海和海岸线的景观吗？显然不是。我们有着一万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我们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在内的广阔海域。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这种文明最早成熟于西北黄土区的渭河、汾河、伊河的所谓三河地区，辉煌于关中盆地的西安、咸阳，所谓的汉唐盛世是也。此后，这种文明的核心城市——首都才逐渐向东转移，经过洛阳、开封，慢慢接近大海。到了南宋，才走到杭州这个靠近大海的地方。这是一种自西向东、由北往南逐渐接近海洋的文明路径。

中国的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创造了广阔的平原，人们在这些平原地区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东南沿海的海洋文明却一直被忽略。

我们不能指望宋以前的中国出现所谓的海洋文学，虽然全国的经济中心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南移，但是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滞后期，刚刚走到大海边的文明，还要有一个熟悉接纳海洋的过程。经由唐五代的积累，两宋时期的中国海洋很是热闹，大海里航行着中国和各国往来贸易的帆船。接下来似乎前景美妙，中国人响应大海的召唤，就要迎来一个海洋时代了，而海洋文学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国要有海洋文学，先把戚继光与郑和请下神坛再说
可是，历史无情地跟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接下来出现的明清两个朝代却是严厉拒绝海洋的时代，不只是消极地拒绝，更是残酷地打压。

大家知道明清实行“海禁”政策，明代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清代有“迁海令”，令沿海居民从海岸后退30—50里。

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缺乏海洋文学的最主要原因。

举一个例证。西方文学中有一种海盗情结，海盗不仅是海洋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题材，更是创作灵感的来源。他们被赋予浪漫色彩，成为自由和勇敢的化身。

中国本来是不乏这种有着自由和勇敢精神的海盗式人物的，但他们无法进入文学，因为他们被诬蔑为“倭寇”。

如明代所谓的“倭寇”首领，安徽人王直。他的故事不用虚构，本身就如史诗般波澜起伏。即使在那些后来杀害他的人写的书里，也找不出他的罪名。他把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双屿岛经营成了“16世纪的上海”。双屿岛之战后，王直逃往日本九州，被日本人尊为五岛岛主，浙江巡抚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妻儿拘为人质，写信诱降，谎称同意他开海通商的要求。为了这信仰，王直来降，朝廷却背信弃义，将他杀害……临行前，王直仰天长叹：“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难道这是一个倭寇首领说的话吗？

我不能理解，为何历史的谎言能荒诞到这种程度？其次，在我们描写历史题材的小说、电视剧、电影里，充斥着宫廷内斗、皇帝私情，王直这等英雄的事迹为何却无人问津？若将王直的故事直书下来，便有小说和戏剧的情节和魅力。

海上建长城，大海总是被拒绝
如今仍存于台州临海的江南长城，虽然始建于晋代，但真正发挥作用，却是在明代的“抗倭”斗争中。有资料记载，戚继光在临海抗击倭寇长达8年，“九战九捷”。能取得如此“战绩”，与他对江南长城的巩固和利用关系莫大。他在原有城墙基础上加入新的设计，使其牢不可破，易守难攻。戚继光随后被调往蓟州，他用修筑江南长城的经验改造了明长城，所以有人称江南长城为明长城的“蓝本”。然而，明长城是因为北方有游牧民族威胁，又没有天然屏障，不得不修筑长城以自卫。浙江有宽阔的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为何要在海上修建长城？更何况，“倭寇”并非外患，而是“内忧”。暮色里，蜿蜒于山脊上的江南长城无声又无息，这条长达五六公里的巨龙，只向内陆开放，却对大海说不。

我知道无人书写王直，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把这些海洋英雄都说成是来自日本的倭寇，又虚构了一场持续了近200年的中国人抗倭的民族战争，甚至塑造了戚继光这样的所谓的民族英雄。虽然戚继光打过99次胜仗，杀过成千上万的人，但我查遍了史书，却没有找到戚继光杀过一个日本人的记录。他杀的都是中国人，但他却成了民族英雄，甚至有人说他比岳飞和文天祥还伟大。其实戚继光杀的是中国沿海那些被海禁政策逼得走投无路而被迫起义的人，他们是海商、渔民，或者是从事与海上贸易相关产业的人。

我们只要有点常识，就不会相信明代会有日本人跨海来抢劫。想想看，在帆船时代，远隔千里之遥的大海彼岸的日本武士，怎么会用长达十几天的时间航行到中国沿海来抢掠点生活品？

风吹不动帆怎么办？风向不对怎么办？淡水没有了怎么办？当时的日本人若果真来中国抢劫，其实武士的武艺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精通海洋的船长和水手。即使是用黄金悬赏，那时的日本武士也没有把握能到达中国。

我们都知道鉴真和尚六渡日本，五次失败，其中一次还被风吹到了海南岛；元代蒙古大军两次攻打日本，因从中国出发几乎不可能，只好从朝鲜半岛的南端出发，最后还是因为台风而失败；新中国的第一艘万吨巨轮首航日本就触礁沉没……日本船史著作《船的世界史》写道：“自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虽计划派出遣唐使计18次，然而实际成行的有15次，其中得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国的，只有8次。”

航海既然如此困难，为什么500多年前非国家行为的乌合之众“倭寇”，却可以在大海上来去自由、从不失误，这可能吗？

关于海洋与人的关系，中国还处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阶段，离文学的真实和深刻还有遥远的距离。

如果所谓的倭寇不被镇压，他们倒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海洋文学来。《倭变事略》是一本记叙抗倭事迹的日记类书籍，我在书中读到一个细节：40多个倭寇藏在一座庙里，后来他们全被剿灭，但他们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诗文：“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沙平客路宽，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海洋文学。

戚继光不走下神坛，成千上万被杀害的、以海为生的冤魂就无法进入历史，中国就不会有海洋文学。
“民族英雄”退场，“海盗”方可登堂
站在桃渚古镇戚继光纪念馆，使人心思复杂。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桃渚古镇，几乎全因“抗倭”而产生、兴盛，并声名远播。明代浙江沿海建造了41个卫所用以“抗倭”，桃渚古城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古镇上不只有戚继光纪念馆，还有“抗倭亭”、“抗倭陈列馆”等相关遗迹。戚继光成为民族英雄的化身，并被推上神坛。如今，北至天津、山东，南至福建、广东，甚至在远离大海的江西、安徽，各处都建有戚继光的纪念馆或是雕像。“抗倭”是一场虚构的民族战争。但笼罩在戚继光头上的光环不被摘掉，谎言就会继续，书写“倭寇”故事的海洋文学也就难以产生。
我们的“倭寇”，他们的“教父”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海滩上，海水清澈见底，透过海水，甚至可见海底丰腴而柔软的细沙，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流连忘返于此，不肯离去。漂亮的海水使人亲近它、凝视它、歌咏它，意大利文学艺术史上众多经典作品都诞生于此。以电影为例，描写海洋最为经典的电影《碧海蓝天》和《海上钢琴师》，均在此拍摄；描写黑手党的电影《教父》曾风靡全球，并经久不衰，也诞生于此，因为黑手党就是以此为基地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舟山的浴场。浴场混浊不堪，放眼望去，视野所及，全是一片褐黄。人们聚集于此，不过因为它的便于抵达。我们很难在电影和文学作品里见到舟山的海，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几个条件，中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具备。黄河是全世界含沙量最大的河流，她从哪里入海，哪里就会变成“黄海”；长江每年也携带几亿吨泥沙入海，入海口周围方圆几十公里都是一片浑浊……中国沿海其他入海河流也都含有大量泥沙。

其次，中国大陆所面对的海都是边缘海，与大洋之间为岛链所分割。再有，中国沿海的海底都是缓慢延伸至海中的大陆架，海水不深，海底的泥沙容易被海浪掀起，悬浮于水中，海水的透明度因此很低，不能呈现蓝色。

譬如浙江，虽有曲曲折折的海岸，有如繁星一样撒落在大海上的岛屿，但是你看不到清澈蔚蓝的海水。

我第一次见到浙江的大海时很是失望。大海在我的想象中应是瓦蓝瓦蓝的，但是当我从宁波坐船前往舟山群岛中的普陀岛时，我见到的大海浑浊不清，黄褐色的泥浆起起伏伏，一直绵延至普陀岛。

一般而言，从浙江海岸的某地出发，要经过20—40海里的距离，海水才逐渐变得清澈透明，也才逐渐变蓝。但很少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能航行至远方，看到蔚蓝的海水。

浙江面对的大海是东海，长江携带的巨量泥沙汇入东海，舌状的浑浊江水在海中一直向东延伸数十公里。这些泥沙还与钱塘江带来的泥沙汇合，顺着海流沿浙江海岸向南扩散，使得整个杭州湾及其以南的海面都是一片黄褐。再加上浙江其他几条入海河流带来的泥沙，整个浙江近海的海水因此都很浑浊。

中国近海海水的颜色和透明度都和东海相似，只有南海中部和南部的海水蔚蓝清澈，到过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蓝色的海，但那里离我们很遥远。

有作家写道，在浙江近海航行时看到的景象，与在太湖中行船看到的景色，没什么两样。

说到此，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大海没有拨动浙人的心弦，也理解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海洋文学。

虽有碧海晴天，却已远离人间
冬日里，东极岛外的海面纤尘不染、弃绝尘寰，唯有晴天和碧海。矗立其中的岛礁和灯塔，似乎也只是为了方便某一天驻足于此的人，长久地凝视和赏味眼前的美景。透明度如此之高、水色如此碧绿的海水，在中国难得一见。传说秦始皇派遣徐福前往东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其驻足地便是东极岛。如此美景，理所应当进入文学创作的领域，然而它太过遥远，世人难以企及。即使是从舟山本岛的沈家门出发，也需要航行数小时才能抵达，而且前提是风向稳定，风力不大。据说现在常有诗人前往东极岛进行文学创作，希望这是未来海洋文学兴起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