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演毛泽东的是姜文（上）| 大象公会

中国屏幕缺少好莱坞和日本式的男性魅力形象，其实是中国社会男性真实形象的投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审美一直就缺少阳刚吗？

文/黄章晋

11月10日去世的日本影星高仓健，曾在1980年代因电影《追捕》登陆中国时，引发了一场寻找中国男子汉的热潮，甚至连带着让当时正红的唐国强因此被贬为“奶油小生”，若干年后，唐国强由“小鲜肉”变身中年大叔，才因为一系列成功的帝王形象摆脱了昔日噩梦。

1979年，出演电影《小花》的唐国强奶油气十足

不过，环顾今日中国，屏幕上依然不像欧美和日本有类别众多、令人心仪、信服的男性形象，当然，今天中国不是没有梗着脖子装硬汉的影星，但他们塑造的硬汉形象往往让人觉得他们是在扮演国外同行，而不是真实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毕竟屏幕中的男性形象多少是一个真实社会男性形象的投射。

是的，无论是好莱坞还是日本，他们塑造的极具男性魅力的形象，多少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譬如好莱坞可以展现男子气形象的经典类别：牛仔、警察、军人、特工之类，就取自丰富而多元的真实社会素材。而中国屏幕上无论是警察、军人、公务员之类角色，一旦个性十足、阳刚起来，就显得非常外宾，因为与这些角色的社会真实形象相去甚远。

中国没有让人信服的男性魅力影星，其实是中国男性整体缺乏男性魅力的缘故。甚至，中国社会突然开始有了男性魅力审美的意识，多少应归功于高仓健等一批国外电影进入中国之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审美一直就缺少阳刚吗？

好莱坞硬汉名片——约翰韦恩

【由阳刚到阴柔的中国男人】

近世西方人初次见到中国人时，对士大夫阶层的印象普遍是形象文弱阴柔，虽然他们或傲慢或谦恭，而普通百姓则多半是勤劳恭顺驯良的，虽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也曾称赞中国士绅的教养可与英国绅士相比，但西方人常用于概括和描述男性魅力的词很少用于中国人。

而中国人当中，很早就敏感注意到中国社会喜欢孩子乖巧驯顺、并且男性形象偏于阴柔的著名批判者，应当是鲁迅。

他曾在《论照相之类》中批评道：“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一个社会对性别形象的审美取向，当然来自这个社会的中上阶层，很遗憾，西风东渐之时，中国主流社会对男性偏向阴柔的审美取向已近于极致，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塑造的男性形象不但在形态上是文弱白净的，在性格上也是胆小懦弱、多愁善感的。

清末中国官员合影，摄于1900年，佚名

不过，中国男性形象并非自古文弱，只是千载以来确实是不断阴柔化发展的。从文学诗歌中可以清晰看出这种演变的历史脉络。

以先秦时期的《诗经》为例，虽然今日流传的《诗经》，尤其是“风”大部分题材是追述爱情，对男性身份表述较模糊，但当时对男性外貌的崇拜包括身高、力量、容貌几个方面，理想男性的气质是英武有力。

如《邶风 • 简兮》中对伶官美男用的是“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如《郑风 • 大叔于田》中骑射贵族美男是“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菽，火烈具举…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菽，火烈具扬……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菽，火烈具阜。”

最能让今日爱国热血青年两腮滚烫的，大约是《秦风•无衣》中歌颂兄弟袍泽情深的诗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它是当时中国从上层社会到贩夫走卒阶层中男性整体精神风貌的一种折射，春秋战国时代无数重然诺、轻死生、慷慨勇武的故事，让一千多年后的日本武士道看上去像是对中国先秦精神的一种致敬。

秦兵马俑忠实记录了当时秦代男性的形象，即使是最低等的士兵，也都显得孔武有力、英气十足

两汉延续了前代对男性勇武、英迈、刚健的审美，司马迁《史记》中的项羽大约是其最集中的体现。两汉期间虽然迭遭战乱，但并未形成后世“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反倒是班超“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的功业观是主流。

不过，“臣妾意识”和女性人格开始进入中国文人士大夫，恰是在武功赫赫的汉武帝时代开始出现，它由女性自称逐渐扩展到男性在面对君王时的自称。男人模仿女性的闺怨诗也在这个时期出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武时代其实也投下了第一道阴柔的影子。

魏晋时代的男性审美较前代多元化，在延续前代男性以刚健勇武为自我期许的同时，也出现了最早的女性对小鲜肉型男性的审美，譬如何平叔、潘岳、夏侯湛、卫玠这类姿容妙曼、肌肤雪白的美男，甚得当时女性粉丝的热爱。

《潘岳掷果盈车图》，摘自《世说新语》配图。掷果盈车是说潘岳每次乘车出游，爱慕他的女性不但围追堵截，还争相向他丢水果，使得他每每满载而归

不过，这些美男与后世阴柔、驯顺的书生有巨大的性格反差，自恋、张扬、甚至乖张不羁的他们大约很难看得起后世一点儿也不酷的文弱书生。

南北朝时代受胡风影响极重的北方，将魏晋时代出现的偏向女性审美苗头一扫而空，《乐府诗集》中“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可算典型。而相对安定的南朝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隋唐直接袭承了北朝尚武刚健的精神余脉。即使是《柳毅传》中一介儒生的柳毅，看到龙女的悲惨遭遇后，正义感立即发作，义无反顾担负起解救龙女的使命。柳毅大约想不到，清代《聊斋志异》中的儒生进化到只能巴望狐狸精正义感发作求解救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两汉和唐代，都有过首都纨绔子弟和不良少年踊跃参军冒险的记载。

宋代是被认为是中国人性格走向文弱的转折。从文学作品中寻找当时审美偏好的线索，可以明显注意到宋代发达的市井话本，虽然故事和素材多取自唐代，但柔弱的、向往爱情的书生开始成为主角。

中国后世理想的男性这时才开始出现，他应该是个饱读诗书的、会画画弹琴的、略有酸腐气、没有坏心眼的肤色苍白瘦弱的年轻人，并且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当然，雄武之士偶尔也会显示出竞争力。宋哲宗为妹妹选择夫婿时，“遍士族中求之，莫中圣意”，近臣问要何人物，哲宗遂道出妹妹的心思：“人物要如狄咏者”。狄咏是著名边将狄青的二儿子，史载他继承了父亲的基因，“颇美丰姿”，因为在宫廷当过卫士，故被公主知道。可惜地位不匹配，狄咏最后只能以公主择婿的“人样子”留名。

元明清三代，今日中国人熟悉的审美偏好逐渐定型，仅从文学作品看，男性形象持续向文弱化发展。最典型的是四大名著，元明之际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中虽有关羽、武松等成功的男性形象，但这种没有七情六欲只为大哥赴汤蹈火的男神，都有一位多愁善感的没事就哭一会儿的大哥。

而足智多谋如诸葛亮、周瑜都是容易生病的文弱书生，恐怕是当时的文化人标准形象已然定型之故。《西游记》中的唐僧、《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即使让今天“小鲜肉”、暖男来演，恐怕符合其形象的也不多。

87版《红楼梦》中，演员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

毕竟《红楼梦》、《聊斋志异》中无论是贵公子还是落魄秀才，光白净还不行，还必须纤弱，得有一张让人相信他是经常生病的脸，并且按今天人的营养健康放宽身高标准，他也不应该超过1.72米。

形貌一点也不白面书生的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挖苦“某人”愿望时的恶毒文字，多少可算对中国读书人极端阴柔面貌的概括：“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

哪个欧洲国家的男人最“娘炮”、最没有尚武精神？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意大利。

上一篇《最适合演毛泽东的是姜文》（上）中，已提到古代中国男性形象整体偏阴柔，意大利的例子和中国有相似之处，它能从一个侧面解释前者的原因。

这个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词：骑士、武士、强盗。前两者是中国和意大利缺乏的，后者则是历史上中国男子气的救命稻草。

【尚武与崇文】

中世纪的欧洲是骑士的世界，但意大利却是例外，它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这些由城市工商业者建立的政权，迥异于以封建领主制为主要特征的欧洲其他地区。骑士盛行的年代，意大利盛产优秀的骑士铠甲，但却不出产骑士。

虽然，意大利城邦国家中的威尼斯、热那亚都曾强盛一时，但无论是这些城邦国家还是教皇国，打仗主要靠操德语的雇佣兵。意大利人的尚武精神自罗马帝国后期开始雇佣蛮族人当兵打仗就消失殆尽。

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雇佣兵完全取代了城邦的常备军。在战争中，他们比常备军更加可靠。图为意大利雇佣兵condottiero

当然，工商业社会虽然没有骑士或武士社会的重荣誉、敢牺牲、有担当，但崇尚进取、冒险、开拓，和迂阔的儒生相比，还是要刚健勇武得多。

而欧洲、日本古代社会的尚武与中国的崇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分封制社会，统治精英是世袭职业军人阶层，而后者则是大一统的中央王权，统治精英是科举选拔的非世袭职业文官。

分封制很容易形成崇尚职业军人的文化，如欧洲的骑士文化和日本的武士文化，而科举制度则很容易形成崇尚儒生的文化——崇尚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必然使得男性审美偏向阴柔。

中央集权制下的文官选拔制可算中国伟大的创举，虽然这种制度可算当时的异数，但并非孤例，以“小中华”自称的朝鲜完整地拷贝了中国的科举制，国家理所当然地安定大治，但也同样变得柔弱不振。

朝鲜王朝时的科举考生，来自《平生图》，作者金弘道

日本社会的尚武稍晚于中国转向崇文。十二世纪前的日本，权力掌握在公卿贵族手中，是为“公家社会”。当时上层社会尚文轻武，追求风雅、审美风尚极度阴柔，遗风所及，甚至战国时代（一般指1467-1615年）的大名还有脸上抹白粉的习惯；但自源氏1189年建立幕府后，转入由下层以军功博取地位的“武家社会”，社会风气很快转向尚武刚健。

或许可以这么说，今天每个社会典型的男性形象，多少都受其历史传统中主流精英文化的影响。欧洲和日本是骑士和武士的衍生物——好莱坞塑造的无论是西部牛仔、警察、军人还是特工，其实都有过去骑士某一面特征的影子，而日剧中每个坚毅、隐忍的普通角色中，都栖息着一个武士的灵魂。

相对而言，崇尚温良恭俭让的儒生不算特别另类，最特殊的大约是西藏，崇敬尊重的是僧侣。

藏传佛教僧侣

【骑士精神与武士道】

不过，十世纪前的欧洲骑士并无后来的美名，他们和武装强盗差不多，直到开始逐渐接受基督教信条约束后，才逐渐变身为欧洲古代社会正能量的形象代表。

日本明治维新后成为唯一非西方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日本会成功？当时在美国求学的新渡户稻造及时写出《武士道》一书，让西方顿时解惑，原来，武士道就是骑士精神，日本武士是高尚的骑士、绅士、知识分子最完美结合。

1984年到2004年5,000日元日本银行券的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与骑士精神看上去很像，武士的信条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欧洲骑士的八大信条是：谦卑（Hamility）、荣誉（Honor）、牺牲（Sacrifice）、英勇（Valor）、怜悯、信仰（Spirituality）、诚实（Honesty）、公正（Justice）。

不过，武士与骑士有着很大不同（这里将中下级封建领主都统称为骑士或武士）。

首先是宗教因素。欧洲骑士制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虔诚是首要准则，骑士不得对平民和弱者滥施暴力，乃至安贫、禁欲之类的行为规范都来自教会。骑士的装备本身也是教义的体现：剑是十字架，盾象征保护教会的职责。

骑士既要效忠自己的领主，同时又有捍卫上帝（即教会）之责。故骑士被解释为专为保护信徒、商人、农夫而存在。而封建时代的日本则只有世俗政权，并无来自宗教的行为规范。武士相对骑士缺少自我克制，更为残暴凶狠，很大程度即源于此。

封主把剑放平，封一名青年为骑士。作者Edmund Leighton

其次，骑士与武士的独立性有很大差别。欧洲的分封制分国王、公侯伯爵、子爵男爵和下层骑士四个层级。建立上下级附庸关系时，奉行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或对圣物宣誓或订书面契约。

日本武士相对欧洲骑士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性。由于下层武士多生活贫苦，与领主之间多是简单的供养和效命，不存在欧洲式的对等契约关系，一旦丧失主人，则会沦为生计无着的“浪人”。

日本武士的窘困或许来自其人口比例，明治维新时期统计全国武士约42万人，比欧洲骑士的比例要高出一个数量级。通常一个能置办全套装备的骑士，总需要有三五百农夫的村庄才能供养。

戊辰战争中的日本武士，摄于1860年代末

一个领主若拥有坚固城堡或巨大的庄园，他就有足够与人讨价还价的资本，由此保有行动和意志上高度的独立性。城堡林立的欧洲和只有不多城堡的日本，其实颇能证明两个社会封建领主的独立性之别。

由于强烈的人身依附性，武士道真正最强调其实是对主人的忠诚和勇于牺牲，它远比骑士更强调服从，更缺少独立和自由的意志。其内涵和精神较骑士精神要窄得多。

日本大河剧《坂上之云》第一集中，有一幕是正冈子规等人感慕地背诵英国绅士精神：“英国绅士富有博爱精神，锄强扶弱，依法办事，憎恨犯罪，贯彻正义。”

日剧《坂上之云》截图

而英国绅士精神则脱胎自骑士精神：“我发誓善待弱者，我发誓勇敢地对抗强暴，我发誓抗击一切错误，我发誓为手无寸铁的人战斗，我发誓帮助任何向我求助的人，我发誓不伤害任何妇人，我发誓帮助我的兄弟骑士，我发誓真诚地对待我的朋友，我发誓将对所爱至死不渝。”（《骑士宣言》）

【独立与依附】

英国绅士精神成为骑士精神或贵族精神的唯一近代发扬者，或许并不单是英国国力强盛，更来自其相对王权的独立性，恰好处于某种相对的平衡——既别于法国贵族依附于王室的以宫廷享乐闻名，又别于普鲁士贵族依附于王室的以穷兵黩武的粗暴狭隘闻名。

14世纪的英国骑士

欧洲分封制在不同地区附庸程度强弱有别，整体上，英国的附庸结构是最松散的，不但有“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且还有限制王权的《大宪章》。

缺少独立性的封建主不可产生更丰厚的精神资源。俄国就是一个反例。

很晚才摆脱蒙古人独立的俄罗斯，并无西欧意义上的分封制。俄国贵族也不像西欧贵族能对国王能保持较大的独立性，甚至他们本身就是王权奴化对象，贵族必须无期限为沙皇服役，犯错会像奴隶一样遭皮鞭抽打。

从第一个获得“全俄沙皇和大公”称号的伊凡四世开始，俄国的王权就远比欧洲更集中。不但世俗权力集中在沙皇手中，彼得大帝1721年废除东正教的牧首制，代之以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由沙皇任命局长，教权也被划归皇权之下。

在俄国充任重要精神源头的角色是哥萨克。不过，哥萨克虽然世代以征战为业，但与西欧的骑士，日本的武士有本质区别。骑士和武士是支撑其分封制社会的基础，而哥萨克只是被沙皇收编的自治流民集团。

20世纪初奥伦堡的哥萨克军官，他左手所持的便是哥萨克军刀shashka

虽然哥萨克部落首领享有与骑士和武士类似的俸禄、分封土地的待遇，但哥萨克部落内部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制，头领战时领军，平时负责行政管理，哥萨克自由民自治与沙俄的官僚体系和农奴制并不兼容。

哥萨克当然最具独立性，不过他们没有骑士和武士的阶层特权，自然也谈不上什么身份信条和行为约束，以无法无天著称，除了彪悍勇武，哥萨克人全无节操可言，甚至作战技能也乏善可陈，他们最擅长的便是烧杀劫掠。

【强盗与帝王】

中国古代并非所有地方所有人都只尊崇儒生文化。中国总有地方是“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普遍阴柔化的中国遂留有阳刚的种子在江湖的角落里生生不息。

自秦始皇时代开始，因“侠以武犯禁”被定性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恃强好勇、行侠仗义的另类强者便只能在江湖和绿林寄身，并赢得一些社会底层的敬意。

不过，先秦的英雄身上多带有“士”的影子，谨守其遵循的特定信条和行为规则，这是他们寄身主流社会并受敬重的原因，他们多少扮演着类似骑士或武士这种建构社会主流价值的角色。而后世为主流社会不容的好汉们，英雄气概多半则来自对规则的藐视践踏。

《水浒传》喜欢不厌其烦地描述好汉们大口吃牛肉，这倒不是作者不知当时法律禁止屠宰和食用牛肉，而是这样更能体现好汉对法律和民间禁忌的无所顾忌。他们是无所持无所守的强者。

电视剧《水浒传》截图

虽然好汉们会强调“替天行道”或“除暴安良”，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被上升总结为职业信条或行为规范的东西，因为 “大口吃肉、大秤分金”的“快活日子”只是物质生活标准，而不是人生定位。如果有吃肉喝酒的正当机会，好汉们还是愿意被招安的。

机会主义的江湖道义很大程度上具有极强的随意性，本质上只要不背叛大哥、不欺负朋友妻，好汉其实没有什么信条。这种肆无忌惮的快意人生，其实是最具原始生命魅力的活法。

江湖和绿林的存在，无意中为中国保留了男子气形象的种子。今天，中国屏幕上真实可信而颇具男性魅力的形象，大多数都是带有几分土匪气的。最典型的是19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申军谊扮演的钻山豹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多人忘了他其实是配角，对主角更是全无印象。

这多少是个悲剧，历史传统的匮乏，使中国很难像国外电影一样塑造个性丰满、真实可信、受人喜欢的正面英雄形象——通常桀骜不驯、一身痞气的角色更适合用在二号人物身上。

于是，我们看到《亮剑》中李幼斌扮演的李云龙，只能靠土匪气演绎一个有个性的军人，或许是由于中国实在太缺少男性魅力十足的形象，以至于李云龙这种浓浓生大蒜味的男子气，甚至征服了不少白领女青年。

《亮剑》截图

还好，除了强盗土匪，中国还有一个能保有男子气的职业——皇帝，虽然仅仅是少数。毕竟“一夫为刚万夫柔”，群臣百官在帝王面前的雌伏，很容易承托出帝王的大丈夫气概。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不用拿在奏章上忍不住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的雍正举例，就算是金正恩同志，一个圆乎乎白胖胖的年轻人，往那一站，旁边簇拥着一堆抵着头记笔记的人，他自然就有了一股堂堂的男子气。

金正恩视察朝陆海军联合演习

中国男演员唯一比西方演员更在行的，就是扮演帝王的霸气。

连续两篇都没谈到姜文，请见（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