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为什么去援交？

【导语】据媒体报道，12月10日，外型甜美的台湾女星刘乔安被曝光涉嫌援交。刘乔安曾参与台湾“太阳花学运”，并因数张在学运现场的靓照而一夜爆红，被捧为“太阳花女王”。但人红是非多，在台媒公布的偷拍视频中，刘乔安被“港商”“钓鱼”，约至酒店房间讲价，一次要价达10万台币（约合2万人民币）。

对于台媒的报道，刘乔安在个人facebook上坚决否认，并发文拜托各界向她介绍厉害的律师，还激烈呼吁：“我真的不是公众人物也没伤害人，为什么一直要中伤我。”

刘乔安有没有援交，当前的新闻各执一词，也并不真正值得人关心。但援交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少女援交”。那么，什么是援交？援交现象是如何兴起的？

●援交由日本传至台湾，尚不为主流社会所容

援交，即援助交际，是指一种特殊的所谓“双向互动”的色情交易：少女（特别是尚未走向社会的女中学生）接受成年男子的“援助”，包括金钱、服装、饰品和食物等物质享受；成年男子接受少女的“援助”——性。

援交最早由日本传到台湾。日本导演原田真人以少女色情交易为题材，拍了部电影《援助交际24小时》。影片上映后，震惊日本社会，同时也在台湾地区造成轰动。自此以后，“援助交际”这个词开始在台湾地区流行。

据媒体早些年的报道，由于台湾深受日本影响，日本新宿地区(日本流行文化最聚集地区)出现的“援助交际”文化在台湾也有了复制品。而被誉为台湾新宿的西门町，就是“援交”的热门场所。在西门町从事“援交”的女学生大多是离家辍学的高中生，她们年龄都在18岁左右，通常会三五成群地站在街边或巷口一同寻觅对象。除了集体“作战”外，还有一种属于“个体户型”，她们大多单独寻觅对象或是等待别人搭讪。拐进西门町某条狭小的巷弄，在幽暗的屋檐下，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一位穿着百褶裙并把裙带放得长长的高中女学生，脸带倦容但老练地对迎面走过来的中年男士说：“欧吉桑(叔叔)，要不要给我一点零用钱呀？”

近些年来，援交现象在台湾愈演愈烈，且从事“援交”的少女年龄也越来越小，主流社会对此十分心忧。2011年，据台湾《联合网》报道，台北市一名小学三年级女童，为了新台币1000元游戏点数，在网上贴文，表明自己9岁，想援交赚钱买游戏点数。贴文不到几分钟，20名网友疯狂抢标。同年，台湾又曝出一起“未成年少女援交案”，4名援交少女，年纪最大14岁，最小11岁。她们她们崇尚名牌，一起吃喝玩乐，大手大脚地花钱。一旦没钱花用时，就兼职援交赚外快。

●日本的援交现象兴起于80年代，社会对此有较高容忍度

援助交际起源于日本。从隐晦不语到公开讨论，日本的援交现象已经持续了30多年。

从日本经济腾飞的1970年代开始，“援交”少女的数量就不断增加。1985年，电话俱乐部的出现对日本的未成年人援交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彼时，日本的《风俗经营法》被修正，政府对色情行业的限制放松。于是，这种匿名卖淫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被未成年少女大量使用，一个男子在电话俱乐部的专用的小房子内等待女性电话，那个女性与男性聊得时间越长，收入越多，并且双方条件谈得拢，就可以出来见面。这一年被称为日本援助交际的始发之年。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日本开始流行BP机。日本作家桥本隆则回忆，当时日本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电视剧《BP不再响起》，由当红女星裕木奈江主演。影片描写一位有家室的中年男人与一位未成年女孩儿之间的不伦之恋，他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就是用BP机。这是日本第一部描写未成年女性与年长男性不正常恋情的电视剧，或许是因为裕木奈江演得太好，这种不伦之恋被当时的日本媒体捧成纯爱，而裕木奈江本人也被称为“日本援助交际之母”。当时的援助交际还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基本是不良少女之间的卖淫暗语。

她们建立援助交际的过程很简单，一般是将自己的传呼机和移动电话号码贴在传言板上，然后等待别人来联系，在20世纪末的日本，男性“上班族”很容易见到这样的启事：“嗯！初次利用，我是初三学生，虽然是15岁的少女，我也想募求援助交际的对象。一个月内会见两三次，条件是给我买手机。拜托和我联系。”

1993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高中生开始将自己的制服、内衣内裤卖掉，以此得些零用钱，这是女高中生开始卖春的萌芽。1994年9月20日，《朝日新闻》晚报对“玩Line”的援交现象进行了专门的报道，这是日本媒体第一次对于援交现象进行报道。所谓“玩Line”，就是利用电话随意拨出一个手提电话号码，然后与对方交谈，或参加电话征友会。由于在当时使用手提电话的人普遍较为富裕，这种方式亦成为援交少女找寻对象的方法。　

1996年，一本名为《援助交际——女子中高生》的书风靡日本，援助交际这个词因此迅速成为日本流行语；而此时人们蓦然发现，在日本学生间，以肉体交换金钱的事实已经不是新闻。2004年，社交网站开始流行，并出现了一系列“援交网站”。虽然日本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未成年人通过手机或者电脑使用交友网站。但援交网站隐蔽的揽客方式使得这项法令并没有起到多少实质性的作用。少女们甚至戏谑地用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名字作为援交暗语。

2009年，有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日本女高中生承认自己有援助交际行为。很多日本经济专家和刑事专家估算，援交的经济规模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每年59亿元人民币。

对于存在于日本社会年轻一代中的“性”的自由，日本社会对此似乎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这可以从他们制定的宽松的法律中看出：尽管1999年颁布的《儿童卖春、儿童色情禁止法》对与未成年人发生性交易行为科以5年以下拘役和罚款500万日元的处罚，但该处罚却不适用于被13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主动劝诱下发生的性行为。日本《卖春防止法》虽然规定卖淫非法，但性行为却可以以双方自愿前提下发生而归为“营业外行为”并不受处罚。在当局的实际监管中，违法行为被容忍和默许。

●文艺作品通常对援交有相当“浪漫”和“高尚”的演绎

2006年，日本自由作家中山美里在她的自传《我的十六岁援交手记》中写道：“在东京的繁华商圈，我开着令人瞩目的红色跑车，住着达官显贵群聚的豪宅。打开房门，宽敞无比的柔软名床，翻滚荡漾在令人心荡神驰的亚麻床罩之上……现在却已毫无踪影，只留下一片回忆，静静浮荡在空气之中……”

用电视主持人窦文涛的话说，这完全是把援交“往审美方向描写”。
电影自不必说。日本电影《天使之恋》中，援交是用来衬托“纯爱”的。女主角小泽理央不仅自己从事援交，甚至还做“妈妈桑”，诱骗其他未成年少女做援交。她一路经历了诸多肮脏和龌龊，包括怀孕、自杀、包养、拜金、援交、乱伦等等，但在遇到英俊正直的大学教师小泽光辉后，立即陷入真爱，追到了教授，成功从良。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一部包含诸多重口味桥段的电影，竟也被拍出了“纯爱”的味道。

在韩国电影《萨玛利亚女孩》中，导演金基德则把援交拍出了“救赎”的意味。少女倚隽和洁蓉想攒钱去巴黎，为了筹得费用，她们决定由洁蓉援助交际出卖肉体，而倚隽为她招揽生意打理钱财。一次警方突然到旅馆搜查卖淫，洁蓉从窗口跳下，受了重伤，死去。倚隽拿出以前的记录，一个一个联系男人赎罪般出卖肉体，将原先的钱还回去。她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救赎死去好友的灵魂，同时救赎自己。

●现实中的“援交”女孩在想什么？

2011年11月初，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对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提起公诉。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

这引起了社会轰动，有媒体顺势进行了上海少女“援交”调查。对于为什么从事“援交”的问题，少女们的回答让人哑然。“我真不明白，20多岁还用家里的钱，你们不觉得羞耻吗？”“为什么你们能忍到20岁还没有性行为？”让人最不可思议的回答是“为了买零食”。

调研人员还发现，援交女孩多数人家庭稳定，她们从事援交远不是人们想象中为生活所迫，而是为了购买奢侈品。而日本许多从事“援交”的女生，她们也只是想赚钱买巴宝莉围巾，香奈儿手袋，以及其它她们认为必备的东西。对年轻女性来说，“援交”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繁重劳动就能挣大钱。如果在东京的快餐店打工，时薪只有800到1000日元。

日本小说家村上龙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以前采访过色情书、淫秽书的模特儿，所以对这些女孩知道得很清楚，她们并不是痛不欲生地为了替父母还债而脱衣服的。村上龙深有体会地说：“她们基本上是快乐的。报酬也不赖。”

这些女孩并不把“援交”等同于卖淫，她们仅仅把“援交”视为一份兼职，就像去麦当劳打工一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童小军教授2010年初在大学生中做过一个关于“援助交际”认知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1800份有效问卷中，72%认为援助交际与卖淫不同。这反映出人们对援助交际行为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对此有较高的容忍度。

但无论援交少女怎么想，“援交”都很难为法律和世俗所容，尤其在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时。即使是风气开放的日本，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加入“援交”大军之时，也开始感到不安。相关的法律几经修改也变得越来越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