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奶农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

　近来，我国有些地区出现了“倒奶”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乳业发展总体平稳，“倒奶”事件少有发生，这与内蒙古乳业发展的一些思路和措施密切相关。可见，内蒙古乳业发展经验对于各地预防和化解“倒奶”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降低乳企和奶农之间的交易费用。乳企需要自建原料供给企业，乳企和奶农要签订长期合同，制定保护价格，实现稳定合作。一方面，乳企从市场收购原料奶，需要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在洽谈、签约、执行、监督等过程中需要付出很大的费用。而如果乳企自建原料供给企业就不用外购其他利益主体的原料奶，从而就能达到减少相关费用的目的。因此，截至2013年5月，蒙牛乳业[微博]已在奶源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超过40亿元，参股、合建了14座万头以上超大型现代牧场，其还将继续参与建设20座到30座超大型牧场，将新增投资30亿—35亿元建立规模化集约化牧场，三年内实现100%原奶由规模牧场提供。另一方面，要预防和解决“倒奶”问题，需要在乳企与奶农、养殖场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果乳企和奶农没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都需要不断的搜寻新的交易对象，不断的谈判，这就增加了各自的费用。降低这种费用的重要手段是乳企和奶农签订长期合同，制定保护价格。内蒙古的乳业统计资料表明，这样做的奶农能不赔钱或少赔钱，而那些合同外奶农每生产1公斤牛奶，就要赔1.7—2.2元。

　　需要强调的是，在保护奶农方面，乳企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非常重要。内蒙古的蒙牛、伊利等大型乳企承担责任，保护奶农利益，有效地防止了“倒奶”事件的大规模发生。蒙牛作为央企，更是充分地体现了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社会担当。

　　(二)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在乳企的空间布局上要形成聚集效应。蒙牛、伊利两大乳业巨头均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些龙头乳企成为经济增长极，这些经济增长极产生的巨大极化效应，逐渐转变为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它产业发展。蒙牛、伊利两大乳业巨头作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又表现为扩散效应，即主要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内蒙古乳业发展中鲜有“倒奶”事件是因为这两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有实力的乳企自身效益比较好，也有能力相对高价收购牛奶。如伊利、蒙牛等大企业的成本收益率平均在48.98左右，而小企业则只有7.97，前者是后者的6.15倍。

　　比如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能成为全国奶牛养殖第一大县的重要原因是距离蒙牛、伊利极短，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2013年该旗奶牛存栏21.98万头，全年向伊利、蒙牛两大企业累计销售生鲜乳28.78万吨。因此遏制“倒奶”就必须围绕龙头企业，实现聚集经济效应。伊利已经在全国十多个销售大区都设立了现代化乳业生产基地，既弥补了伊利奶源基地远离主要消费城市、产地市场容量有限的竞争劣势，又有效解决了当地原料奶资源短缺的问题；并与当地的奶农、政府共同投资建设奶源园区基地，既最大限度缩短产品投放市场的空间距离，减少运输周转时间，为满足消费者更高的需求奠定了基础；又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增加财政收入。

　　(三)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做大乳企，实现奶农的集约化规模经营，实现乳业发展的规模经济。中国中小规模养殖模式成本过高是国际竞争力赢弱的主要原因。截至2013年，内蒙古90%以上荷斯坦奶牛已经集中到44个存栏万头以上的旗(县、区)，近80%的奶产量集中在26个10万吨以上产能的旗(县、区)。内蒙古5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化养殖比率为66.3%，比2008年提高了49.5个百分点；10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养殖占比为52.9%，比2008年提高46个百分点。全区奶牛存栏300头以上规模牧场857个，其中存栏300～499头的450个，占52.5%；存栏500～999头的231个，占26.9%；存栏1 000～3 000头的150个，占17.5%； 3000头以上的26个，占3%。这意味着，化解“倒奶”事件，就要通过增加救助奶农补贴，在规模奶牛场用地、信贷等方面提供支持等措施，尽快淘汰散户养殖模式，转向大牧场集约经营。与此同时，要建设奶业合作社和合作社的联社，打造奶牛养殖产业组织模式的升级版。

　　(四)要防止和化解“倒奶”事件，必须建立乳企和奶农之间的信息分享机制，及时了解国内外乳业供需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信息比较充分者，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者，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内蒙古乳业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和对国际市场冲击力的对抗能力，与内蒙古的乳企和奶农之间的有力的信息分享机制有关。因此，化解“倒奶”事件，政府要对国内外奶源供给进行规划并及时发布信息，以便让奶农及时捕捉信息，了解国内外市场价格走势，以销定产，以产促销。奶农也要积极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种信息源挖掘有效信息，注意预防风险。(盖志毅 高海秀 作者分别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倒奶”事件争论背后的经济学话语危机

　　近期，我国部分地区爆发了因企业拒收鲜奶而导致奶农出现“倒奶杀牛”的事件，此事一经流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由“倒奶”事件所引发的诸多纷争甚嚣尘上。不难看出，各方论及的内容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所有的争论却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即：“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些网评文章甚为奇特，其所持观点极具代表性并颇有市场。文章认为，“倒奶”都是供给过剩的产物，与主义问题毫无关联，那种曾把“倒奶”作为“万恶资本主义”标志的说法是荒谬的；同时，“倒奶”是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对于个体奶农而言，虽然“倒奶”是悲剧，但却是最理性的选择。很明显，依照这样的逻辑，“倒奶”不仅被排除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既有视野，而且还被当成一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和“最理性”的选择，这样一来，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便被兵不血刃地消解殆尽了。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各方围绕“倒奶”事件的争论，其实质是其背后的经济学话语权之争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被弱化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增强的宏观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一直面临着经济学话语缺失乃至失语的风险与挑战。“倒奶”事件争论的出现，只是再次证明了矛盾的一般性总要通过其特殊性体现出来。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之间到底有无本质区别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结果；并且各自在《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反杜林论》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表象出发，把经济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与资本主义本质无关的个别经济现象的错误论调。在马克思看来，必须要严格区分经济危机的发生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作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奶”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之一，相对于产生经济危机原因的必然性和根本性而言，其仅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社会主义倒奶”和“资本主义倒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倒奶”具有必然性，其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这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衍生出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化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直接构成了驱动“资本主义倒奶”的动力系统；而“社会主义倒奶”具有偶然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否定了“倒奶”的内在必然性，而价值规律和国际资本主义扩张为“倒奶”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可能，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却又可以能动性地进行纠偏控制。因此，“社会主义倒奶”仅是一种可治性的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倒奶”则注定是一种痼疾性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历史与逻辑在趋势上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自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至今，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的演化发展，但经济危机始终犹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尽管资本主义在新的再生产条件的重建下不断得以“凤凰涅槃”，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可能将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之间不断徘徊游走，但资本主义源于“垂朽”的经济危机根源而决定的消亡趋势却是不曾也是绝不会更改的。

　　最后，我们更应该探究是什么混淆了“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湮灭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真理的光芒？毫无疑问，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严重地染指了我们的公众主流媒体，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接掌了经济学话语权。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理性自私人的人性假设，恪守着原子式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将所有国民财富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均偷换为技术化、去阶级化的资源配置过程，竭力抹煞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剥削本质并借以为剥削制度辩护。重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之路任重而道远。(肖斌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厦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倒奶杀牛”：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

　　新年伊始，山东潍坊爆出中小规模奶牛养殖户“倒奶杀牛”事件，“倒奶杀牛”现象逐步蔓延至河北、黑龙江等乳业主产区，甚至出现在广东等南方地区。原苏联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标签的“将牛奶倒进大海现象”的出现，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出现经济危机的先兆？

　　事实上，看似完全相同的两种经济现象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成因。目前我国出现的“倒奶杀牛”现象与马克思《资本论》中描述的经济危机完全不同，与经济危机先兆也没有任何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看，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过剩。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大量群众无力购买牛奶，一方面出现厂商将牛奶倒进大海的经济危机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决定的。马克思曾讲到，从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商品“惊险的跳跃”，如果这个跳跃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厂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其宁愿选择倾倒的方式是不会选择降价的方式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

　　我国目前出现的“倒奶杀牛”现象恰恰是中国乳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一种阵痛和整合的反映，是中国乳业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选择多样化的反映，也是重构乳业价值利益链诉求的反映。

　　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国内乳品企业自控奶源大幅提高是导致散户奶农倒奶的原因之一。“得奶源者得天下”是中国乳业的共识，“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大型乳品企业加大了自有牧场的建设力度，对散户奶源的需求，也大幅减少。以乳业龙头伊利为例，其奶源已实现大部分来自自建或合作牧场，规模化集中化养殖在奶源供应比例中达95%以上。

　　“倒奶杀牛”现象背后是中国乳业从区域市场、全国市场，走向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表现。中国乳业经过30年的发展，从区域市场竞争发展到全国市场的竞争，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以及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的结束，中国乳业进入到全球市场的竞争行列。全球奶源的供给和价格变化直接影响、冲击国内乳品企业的生产经营， 2008年至2013年，我国进口乳制品从35万吨增至159万吨，年均增长35%，奶粉进口从10.1万吨增至85.4万吨，年均增长53%，奶源自给率则从95%下降到了78%。2014年国际奶粉价格大幅下滑，从2014年1月份到2014年10月，新西兰进口奶粉价格从42000元/吨跌到21000元/吨，乳品企业调整了部分产品的生产配方，用奶粉替代生鲜乳，减少了生鲜乳的使用量，进口增长冲击是此次奶源过剩的主要原因。

　　“倒奶杀牛”现象折射出目前我国液态奶供给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匹配，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选择多样化的需求。目前，我国液态奶中常温奶约占70%，低温奶(保鲜奶)仅占30%，这种不合理的产品结构有利于大量奶粉的进口，却不利于国内鲜奶的收购与加工。目前我国液态奶的产品结构具有满足过去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的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这就要求乳制品企业不断进行产品创新，特别是扩大差异化鲜奶产品的供给，既可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又可以增加对鲜奶的收购与加工规模，也可以避免消费者“用脚投票”使市场销售受挫、市场占有率下降。

　　“倒奶杀牛”现象背后反映着农产品(12.76, 0.25, 2.00%)市场容易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倒奶杀牛”事件出现后，农业部通过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购、启动奶业生产监测、加大政策扶持和救助力度，处理卖奶难，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事实上，乳制品属于农产品，具有农产品的周期性特征，农产品的生产难逃“蛛网模型”的怪圈，极易发生丰产不丰收的“谷贱伤农”事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市场在农业领域往往表现的是“失灵”，因此各国政府都通过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品给予补贴。

　　虽然此次“倒奶杀牛”是一次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但是，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的措施。措施之后，更需要重新梳理全球竞争格局下中国乳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重构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乳业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赵海东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相似事件 本质区别

　　从2014年底到2015年初，我国多地乳企拒绝或者减少收奶，奶农“倒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回顾历史，很容易让人想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倒奶事件，类似的一幕在近一百年后的中国再次上演，是否意味着当今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当年美国经济危机的“老路”？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倒奶事件与当前发生在我国的“倒奶”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由于生产的普遍相对过剩，多数产品都出现了滞销现象，由此引发了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为了应对空前严重的危机，维持产品的价格，美国农业资本家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作燃料，四分之一的棉田在即将收获时被铲掉埋在地下，这类悲剧性事件在全美境内普遍的发生着。而令人痛心的是，此时有大量的美国民众正在遭受着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扰，甚至有大量的人被饿死。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饿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万余起。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人达到40%。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导致美国当年发生倒奶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导致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矛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的产物，经济危机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相对不足的现象自然无法避免。

　　而当前发生在我国局部地区的奶农“倒奶”事件，只要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与历史上美国的倒奶事件在发生背景、倒奶主体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是迥然不同的。

　　从经济背景来看，当年美国发生倒奶事件是在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经济出现了大衰退，大批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人们生活困顿，社会动荡加剧，倒奶事件乃是经济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一种体现。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态平稳，产业有序发展，城乡人民总体生计保障良好，市场供求两旺。不仅如此，良好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推动了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

　　从倒奶主体来看，当年美国倒奶事件的主体是农业资本家(农场主)，他们大多有着庞大的生产规模，对牛奶价格有着很强的操控能力，他们之所以要倒掉牛奶，并不是牛奶卖不出去，而是为了维持牛奶的高价以及自己的高收益而有意为之的理性行为。而当前我国发生的“倒奶”事件，其主体主要是小规模生产的奶农，他们往往是牛奶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之所以倒掉牛奶是因为牛奶卖不出去而被动选择的无奈之举。不仅如此，与美国农业资本家不同的是，这些奶农在不得不“倒奶”的时候，优先将牛奶免费送给了周边的敬老院等机构，或者提供给周围的非奶农户饮用，甚至免费送给养猪户来喂猪，以求物尽其用。这与当年美国农业资本家宁可将牛奶倒掉，也不提供给即将饿死的饥民饮用，有着云泥之别。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资本家的冷酷无情和中国奶农的济世情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资源利用方式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对消费者的影响来看，当年发生在美国的倒奶事件，是资本家为了操纵牛奶价格而有意进行的行为，人为地压缩供给，导致众多受危机影响而收入降低的消费者被迫减少甚至停止了对牛奶的消费，从而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福利。而当前我国局部地区偶发的“倒奶”事件，并未对消费者的牛奶消费产生消极影响，目前国内乳制品市场供应充足，乳制品价格稳中有降，广大消费者的乳制品消费并未受到影响。

　　可见，我国发生的奶农“倒奶”事件，不仅与当年美国倒奶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局部事件，是全球化时代市场体系不完善，社会总供求出现暂时性结构失衡的体现。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经济的“环球同此凉热”，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根据相关规则，不得不调低了应对、防范国际经济波动的“防火墙”，这自然使得我国经济易受到世界经济和国外资本的影响，对此我国乳品产业的发展概莫能外。

　　国际奶价的走低是推倒我国奶农“倒奶”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自2014年春天起，随着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牛奶产能的增加，俄罗斯实行进口禁令，国际市场牛奶供大于求，奶价大幅下行。全球奶价自2014年3月开始持续下跌，新西兰、欧盟的原奶价格跌幅达40%。国际奶价持续走低不但影响了我国乳制品的出口，更主要的是，进口奶粉数量的急剧增长使得国内乳制品市场份额被国外乳企迅速挤占，数据显示，2014年前11个月，我国进口奶粉88.4万吨，同比增长20.2%。进口奶粉的价格优势，即1吨进口奶粉到岸价比1吨国产奶粉低1万元左右，促使国内众多乳品企业转为使用更多的进口奶粉作为加工原料。以进口奶粉为原料生产的还原液态奶的成本要比用生鲜奶生产的液态奶成本低得多的客观现实，使很多企业减少了对国内生鲜乳的使用，这就直接对奶农牛奶的收购产生了影响，催生了奶农“倒奶”事件的发生。

　　不仅如此，在进口奶粉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2014年我国国内生鲜乳产量也增长了5.2%，这就使得我国乳品产业遭受了来自国内外奶源供给双重增加的压力。而与此相对的却是，受到抑制的国内乳品需求。一方面，国际市场乳品价格的持续走低使我国乳品出口变得更加困难。2014年1～11月份出口乳品3516.1万吨，出口金额6730.8万美元，与2013年同期相比，出口量增长8.2%，出口金额增长29.6%；而2014年1～11月份我国进口乳品1.7亿吨，进口金额61.5亿美元，与2013年同期相比，进口量增加20.6%，进口金额增长38.5%。我国乳品贸易存在的巨大逆差，表明国际市场对我国乳品需求的增长乏力。此外，随着中澳自贸区签订、欧盟牛奶生产配额解禁等，今后我国乳品产业将面临更多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三聚氰胺”等乳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心理影响尚未消除，以及进口乳制品价格的下降，促使许多国内消费者选用进口乳制品替代国产乳制品，影响了国内市场对国产乳品的需求，进而影响了乳品企业对生鲜牛奶的收购，成为奶农“倒奶”事件发生的重要推手。一边是奶农在倒奶，另一边是国人在喝进口奶，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尽快反思我国乳品产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发生的奶农“倒奶”事件暴露出我国乳品产业存在着国际竞争力弱，生产成本高、效率低，没能形成一体化产业链等突出问题，在国际乳企降价竞争的冲击下，处于分散、弱势的我国奶农自然便成为市场风险的最大承担者。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倒奶”事件在未来能够得到有效避免

　　当前我国经济不但在总量上保持了超过7%的增长，而且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调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使国家对各个产业发展的调控更加明确有力，而且能够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奶农“倒奶”这类事件在未来得以有效避免。为防止此类悲剧事件的再次发生，我国政府要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在以严格的质量监管重新赢得国内外消费者对我国国产乳品质量、安全信心的基础上，采取长短期、多管齐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长期来看，必须建立民族乳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民族乳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对此，政府要通过努力推进奶牛养殖、乳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降低国内生鲜牛奶及其加工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原奶和乳制品的质量，增强我国乳品产业的竞争力；积极扶持奶牛大户、联户经营、家庭牧场等经营主体，大力扶持奶农合作社发展，提高奶农组织化程度，提高奶农的原奶议价能力；稳步推行原奶的支持价格和原奶生产保险等政策，保护奶农的利益，保障其原奶生产的物质和精神动力；鼓励奶农和乳品企业签订长期的原奶供销合同，并以法律手段确保合同的忠实履行，等等。短期来看，各地政府要千方百计组织协调乳品加工企业保证生鲜牛奶的收购，督促乳品企业履行收购合同，同时发挥地方奶业协会和奶农合作组织的作用，维护生鲜牛奶正常收购秩序。还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出台奶粉收储补贴、救助奶农补贴、信贷金融支持等办法，帮助奶农渡过难关，等等。(杨静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倒奶”并不都是经济危机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奶价下降、进口奶粉冲击和国内乳品消费不振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因卖奶困难，引起奶农“倒奶”甚至“杀牛”的现象。这种“倒奶杀牛”的现象，其实前些年也在有的地方出现过，关注的人并不多，但最近却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一是因为倒奶的地区相比以往范围要广、程度要深；二是因为有人声称，“倒奶”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从而引起了对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甚至中国道路的争论。

　　有人“惊呼”，美国“农场主倒奶”这种资本主义的特色今天竟然进入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现实演绎，中国已经身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也有人出面辩驳说，“倒奶”与经济危机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下的“倒奶”事件，主要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是当时社会劳动人民在资本家盘剥之下有效支付能力以及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而现在我们的一些“倒奶”事件，则根本不是“没钱买奶”或者社会消费能力不足，而是国内奶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下的一种行业阵痛期。

　　中国有句古话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它表明对于政治经济现象认识与诊断疾病有类似之处，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肺炎会引起发烧，但发烧的并不都是肺炎。同样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曾使得美国资本家把大量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但并非只有经济危机才会引发这种倒奶现象。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在很多商品的生产上，交替引起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的现象。当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时，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而在只是局部的供给过剩时，经济危机并不爆发，但处于局部供给过剩状态的商品仍然可能会出现倒奶这样的部分销毁现象。例如，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地方出现蔬菜集中上市，销路不畅，菜价暴跌，导致蔬菜直接烂在地里无人采收的现象。

　　那么，这次大面积发生的“倒奶”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身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之中呢？它与经济危机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对此，我们首先要对经济危机作个界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即便中国自身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但如果世界主要国家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中国已然被世界经济危机所包围，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是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身陷经济危机的，也不能说中国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领域所发生的现象完全与经济危机无关。

　　由此，我们说，最近这一次国内出现的“倒奶”事件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国内奶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下的一种行业阵痛期现象，而是与国际经济危机有关的一种现象。正是因为2008年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而且直到今日仍未步出经济萧条，造成世界奶业严重生产过剩，国际奶价下跌，使得中国成为国外过剩奶粉的倾销地，进而严重冲击中国国内奶业生产，这才引起了大面积的倒奶现象。这一现象不代表中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但也不能说与经济危机无关。

　　既然发烧了，虽然不是肺炎，但也得治，只是不能按肺炎来治，而是要对症下药。首先是隔离致病源，其次是使病人得到休养，再服用相关药物。当前，农业部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购、启动奶业生产监测、加大政策扶持和救助力度，全力以赴处理卖奶难，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这只是使病人得到休养的措施，对于彻底解决问题还是很不够的。

　　其实，就隔离致病源来说，应当要求展开国外奶制品进口的反倾销调查，限制或延缓国外奶制品的大量进口，回升国内奶制品价格，为处理卖奶难赢得较为充裕的时间。

　　而就服用相关药物而言，有关方面必须认识到，除非具有垄断性和高智力特征，否则类似传统小农经济的小微生产方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能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扶不起的阿斗。因此，要彻底解决奶农“倒奶杀牛”的问题，首先要消灭奶农身份，使奶农转变为奶业合作社社员或奶企自身所有的养殖场的员工，增强其抗风险的能力。其次，当前中国人的奶制品摄入量是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奶制品市场混乱，还原奶冒充鲜奶的问题仍然存在，奶制品中雌激素和抗生素的含量令人质疑，使很多消费者不敢消费奶制品。对此，政府应当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加强奶业生产质量的监督和检测，并及时向公众反馈，严防类似“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消除奶制品市场的混乱，使公众能够放心地购买国产奶制品，这样中国国产的牛奶就有可能从目前的暂时供给过剩，转变为供给相对不足。(余斌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