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道超车：把握并购机遇，坚持自主创新，培养工业文化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PLApatner

一、要充分认识到，先进工业部门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各国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竞争关系。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中。自18世纪以来，英国把手工业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以后，逐步发展处工业。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几百年的工业生产实践已经证明，工业部门，尤其是同时期的高端工业部门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

在这个市场体系中，不同国家的能力和福利水平，并不是由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决定的，而是由其所能够提供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决定。宋代、明代和清代的富而不强，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已经用历史证明，没有先进工业的民族会被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吞噬。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化历史较短等诸多复杂原因，部分主流人士对工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对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的糖衣炮弹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或者是自身所处位置利益集团延伸的需要，不仅在80年代中期提出了“市场换技术”这类看似合理，实则严重违背技术跃迁规律的指导思想，各地方政府、工业界、学术界，乃至会计界、法律界等社会科学领域，都积极推动出台符合西方主要强国利益的政策。不过这一阶段主要是由于对工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造成的。

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交易效率”上，并不会提高国家产品能力和产业能力。一方面，市场机制客观上会形成技术扩散，但是技术扩散的强度、质量并不必然会大大提高，因而他的第一目标的实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外掌握实际支配权的技术、产品挤占国内高技术消费品市场，使得国内自主创新的部门自我发展的机会大大降低了。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一个产业组织的发展，资本金的投入和市场的牵引几乎是同样重要的。我国是一个穷国，缺乏资本金，实施“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事实上导致我国在，某些产业领域双臂尽断。WTO谈判期间，美国以开放农产品市场要求我们开放部分高端工业品市场，在这种看似公平的交换规则，一方面隐蔽性很强，在国际贸易准则中能够掩人耳目，另一方面也能够获得我国国内农业部门的支持，但是美国的用心主要是希望把我们的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的资源锁死的低附加值产业结构上。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间，热闹一时的发展经济学曾经把资本积累率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天真地认为，发展中国家容易地获得产生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这种观念的产生，实际上是后发国家由于工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学学术领域代言人的影响而形成的观念。到80年代，随着对技术进步的理解加深，经济学家们发现，技术转移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连模仿都是非常昂贵的。

二、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中被伪装起来的“去工业化”思潮。

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总书记提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本文认为，实现中国梦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善我国产品和产业结构，提高我国创造的经济附加值在全球范围内的比例。实现这一目标的的根本途径，就是提高技术能力，培育以这些能力为核心的产业组织。

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认识：一是要认识到工业技术发展的规律，并牢牢的把握这个规律不动摇，二是要警惕服务于工业生产的其他领域，包括经济学界、会计学界、法学界、历史学界、环保界等领域权威人士对工业化政策的侧翼打击。

技术的进步主要是依靠学习，但是通过购买外国的产品一般来说仅仅是获得产品信息，并不必然代表我们能够掌握技术能力。技术能力的提高，取决于一个国家从事科学技术和工程实践的总人口，这个人口数量既有空间概念，又包含时间概念。

空间上，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房地产、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较大，少数具有先进工业部门主要满足国内需求，军事装备、高铁、核电、北斗导航系统等先进工业部门在国际市场份额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时间上，我国工业化历史非常短暂，技术积累及相应的产业组织非常单薄。技术扩散，换个方式理解就是提高了我国工业人口时间轴上的数量。从西方国家的发展规律来看，技术的传承对技术扩散非常重要的。先进技术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无形资产，受到统治集团的严密控制，仅在国际政治、军事形势不利的时候有所释放，比如荷兰英国法国对西班牙战争时期法国对英国的技术学习，英国遏制法国时期对德国技术的扩散，德国为抵抗协约国对苏联的技术扩散，美国为对抗苏联对日本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技术扩散，苏联为对抗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技术扩散，中苏交恶以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对华进行了有保留的技术扩散，以及我国为获得以色列技术支持，外交上长期和阿拉伯世界维持冷淡的外交关系等。

经济学界的“比较优势”、现行的会计体系依然过分强调对资本提供方的保护，并未体现对技术价值创造环节的支持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设还面临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

三、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要警惕其对国内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副作用。

改革开放的政策提高了我国交易效率，但并在提高我国技术能力、产业组织能力方面着重发力。

中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落后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等级结构的下方。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改变自己的结构地位，所以必须把发展技术能力置于重要地位。不发展技术能力，中国的工业就只能从事具有高度可替代性的低端生产活动，虽然耗费越来越多的资源，却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利润。

一些人以为，中国穷，不应该搞研发；由于技术会自动扩散，所以购买现成的技术反而节约研发费用，而且依靠外国企业在华设厂或设立研发机构就会为中国带来技术。但他们混淆了技术和技术能力之间的区别，看不到技术能力只能是组织内生的。

作为落后国家，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学习和利用外国技术。但只有在发展技术能力方面不断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能力取决于企业自身进行研发的经验和努力程度。历史证明，在先进国家产生的技术知识最终会扩散，但是扩散的方向和速度在世界各国之间却是非常不平衡的。技术的转移和模仿需要昂贵的成本，因为技术转移的有效性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技术输出方，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技术接受方是否具有相当的能力，并保持技术学习的努力强度。正是由于技术知识的性质及其转移和扩散的特点，所以自主创新才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日本、韩国在技术追赶时期，政府大力一方面保护国内高端技术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积极鞭策国内企业相互竞争，不断向技术金字塔的顶端攀登。在改革开放思路的指导下的的汽车工业、电视机工业，包括和“两弹一星”相媲美的大飞机项目均未能够实现获得技术能力的目标，反而丢掉了国内宝贵的市场。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战略、大飞机公司、北斗产业能够实现对西方国家的弯道超车。

本文并不质疑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它的出台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可能连接触西方先进技术的外部条件都没有。但是，经过30多年发展，我们要学会灵活使用战略战术，用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而不是削弱自己。

四、要把握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历史机遇，依靠红色资本家、企业家实施高技术产业链并购“。

特朗普总统的上台，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自我演化到一定阶段，国际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必然导致西方世界各国之间、主要国家内部的互信降低、分裂扩大。

一方面，我们要警惕这种矛盾扩大后转移到国外的趋势，这种转移的形式有可能是武装挑衅，也可能是经济封锁。我们需要加快我们的国防和经济建设，同时做好国民“大安全”思想动员，进一步肃清国内卖国势力，引导社会价值观趋同。

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利用西方国家之间政治矛盾和经济危机，加快建设我国技术能力。

传统上，我国的对外技术合作主要国家主导。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市场规模的大国，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合作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在法律制度、观念引导、组织交流上对由中国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组织的技术并购保持高度警惕。即便是民营企业实际实施的技术并购，也遭到西方部分国家的反对。

不过，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我国民间符合市场主义精神的商业行为遭到对方政府限制，则违背了西方指定的“国际准则”的精神，他们将在付出政治代价，削弱其对话政治议价能力。

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有望培养一大批政治素质过硬、技术学习能力过硬的企业家，既从法律上降低我国政府受到的政治压力，又能实际上在商业条款中获得实际的技术能力。

五、“坚定自主创新的信念不动摇，巩固体制内“知技派”、“用技派”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

长期以来，我国自主创新的发展受到技术引进体系的压制，不单纯对工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和用户对产品质量的担忧。更重要的是，国内高端工业部门的组织惯性、体制惯性，使得部分关键决策人和利益相关集团不懂技术，或者已经走了技术合作的道路，不希望国内另外的原生技术体系取代在自己在国内产业组织的地位和话语权。

本文注意到，十八大以后，长期工作在装备建设部门、军工集团、工程技术类高校、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等一大批技术官僚、学者快速走向了党政领导岗位。这类专业人士一方面对技术、工业的发展规律有深刻理解，熟悉国内相关政策来龙去脉和主要企业的经营情况，有利于和相关利益方和决策层之间形成有力的决策意见，同时，也有利于高端工业部门投、研、产、销各个环节的资源整合，乃至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等长期任务的实施。未来，还希望进一步坚定这种人事安排。

六、标本兼治，培养民族工业文化，引导社会价值取向是建设工业强国的长期任务。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少数人先富阶层在民用消费品、房地产、资本市场、互联网和出口等领域完成了原始积累，另一方面，我国还有大量地区需要建设资金，社会有贫富分化扩大化的趋势。

贫富分化的扩大违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违背了我国执政集团长期奉行的价值观。但是我国依然处在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工业化。

以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为例，一方面，最终用户、军工集团、民营企业、金融机构、技术拥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还难以达成共识，各自的本位主义严重。另一方面，高端工业消费品产业链之外，体制内外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在扩大房地产建设、转移资金、海外投资、从事非主营业务等方面还有强烈的动机，我国有限的资源难以集中到工业生茶领域。

总体来说，相比于某些西方国家，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是一个工业化比较初级的国家。建国初期，我们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把农业部门的剩余汇集到工业部门，完成了早期的工业化。当前，我们的经济实力要比当年好了很多，但是用于工业生产和科技创新的资本占比却大大降低了。从民族危亡的角度说，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浪费。

计划经济安排是逆潮流的，也不具备实施的历史条件。但是发展安全、国防安全严峻的现实，和资源匮乏的浪费却是显而易见的。如何不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实现资源向高端工业部门倾斜的现实？引导全社会的价值观，培养我国的工业文化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思路。

作者眼看到社会上最聪明的青年人，几年前纷纷希望考公务员，现在希望从事金融工作，内心感到一丝丝悲凉。

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穷苦铁匠的孩子法拉第，在电磁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直接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他的妻子对他在他年轻时期就对他无比热爱和崇敬。无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出身如何，社会主流也对他们保持着极高的崇敬。

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后，把义务教育和兴办理工科大学作为发展工业人口的主要手段，首次把教育改变社会阶层的功能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一举奠定了其欧洲后发工业强国的地位和命运。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古装剧没有不再播江山美人，现代剧不再播饮食男女；如果主流人士不再宣传海天盛筵、选美、豪车别墅这样的资本主义上流的生活方式。

如果工业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那么把工业化作为社会主流文化，则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劳永逸、标本兼治、四两拨千斤的关键手段。

正如孟子所言：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