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二元论如何隐寓着同一

圣·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母亲是基督徒，上学期间，他改信了善恶二元神论的摩尼教。后在米兰主教安布罗斯的教导下重新皈依了基督教。致其信仰转变的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如何解释人世间恶的根源（《忏悔录》）。
　　很多古老宗教都有善恶二元论的特征，如摩尼教就以光明、黑暗二神的争斗解释世界的运行。关于恶的起源问题亦一直困绕着基督教哲学家：造物主是否和如何对世界上的恶负责呢？
　　福柯对中世纪的愚人船进行过考察，其特征是将疯人放入大海任其漂泊。但它的意义是双重的：愚人船同时也是宗教朝圣的路径。人们在愚人船上欢庆他们通向神域的秘仪之旅；这种对立的统一性（不容于人群的异地与个人所向往之乡）也可见于古代雅典的“贝壳放逐法”，即通过贝壳投票的形式放逐“过于优秀之人”，“惩罚”同时意味着最高的荣誉。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二元对立如何达到同一的模糊路径。福柯对前现代结构的诉求似乎暗示了一个推论结果，即祁克果在《现时代》中所阐释的：僵化的社会意味着随处可见的对立，它们之间因为不再发生关系而间隔着抽象的虚无，意识形态用非此即彼的伦理，让人们冷漠的对视着，并被“整体性”牢牢控制。
　　二元同一也反映在东方智慧中，譬如道学和印度教。后者所崇拜的大梵天兼具最高的毁灭性和创造力（我在印尼碰到的印度教朋友把这解释成“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终极的毁灭性意味着终极的死亡，终极的创造力意味着终极的新生。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又如何领悟这种超越一般经验的终极性呢？佛教于是讲求真死与假死之分。假死是肉体朽坏，灵魂重入轮回之道；真死乃涅盘，跳出轮回获新生。新生者根本越出了善恶的视阈。
　　虽然讲越出，但不是取消伦理价值，而是越出了价值两端点所对立相成的平面。因为只要还未达成顿悟—越出，行善和思考便不能完全消除心中的妄念与障蔽。显然，所有的宗教都须探求诠释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分、合—即如何“越出”那必然越出的既有价值；只有在这种分与合的缠斗中，真正有力量的信仰才能上升；那些在这个时段有幸受益于这种力量的人成为圣贤或“有福的人”，但当浪潮退去后，留下的信条重新又附着在整体性的价值外壳上，成为下一个有待“越出”的意识形态—因为人群总是需要一个价值外壳提供给他们安全感的（我在《你配做反基督者么？》中谈到过）。以基督教为例：当罗马的爱国精神开始消退和虚伪化，希腊的智慧被“玄学鬼”所垄断，朴素的基督教信仰便起来“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当公教会成为封建主义“道德政治化”的代言人时，路德就起来拆毁天主教教理权威的“三道屏障”；当黑格尔的理性神学被用来维护国家主义（国家教会）的时候，祁克果人就用个人的存在体验追求纯粹的信仰。
　　前面所说的“不容于人群的异地与个人所向往之乡”，是个人在其生活着的伦理环境中，通过道德实践，克服历史中形成的客观的“道德谱系”，所通向的彼岸。下一节，我以俄底蒲斯为例，探寻他是如何“站在善恶之彼岸”的。这个悲剧的创造者与愚人船之福柯、贝壳放逐的陪审团有相同的旨趣。
（未完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