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切磋的题目是我最近两年开始着手研究并且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研究的一个课题，“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的形成”。我研究的内容就是探讨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术语的形成。而中国近现代的术语的形成又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当然还包括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复杂的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传播是双向的，在这样一个中西日文化互动的过程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大家都知道：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直接现实，它是反映人的社会生活的。所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语言和思维也在不断地变化。语言一般说按照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上面的分类，语言可以分为语音、语汇和语法。用他的《修辞学》里的语言叫句型，句子的形式，实际上是语法，这三个部分中语音和语法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词汇是最富有活性的，更直接地追随着社会生活和人类思维的变迁在发生着比较迅速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处在一个文化的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在急剧地变迁，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思维活动在不断地发展，新词汇就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旧词汇可能会消亡，或者被改造、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个就是荀子所说的“着于新名”。不断地要创造新的名词，所以新的词汇的涌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反映了人们思维活动的变迁。我们中国近现代的新词汇增加很多，我这不是一般地去探讨所有的词汇的一般情况，而是探讨一种特殊的词汇，就是术语。术语是界定一个特定学科的一些专用词汇，它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名词。范畴是人类思维的网络的纽结，人的思维如果说像渔网，那么没有范畴，那个渔网可能就是散的，一团乱麻，它有了纽结，那个网才能够张开。所以这是范畴，那么术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一个学科它的建立要通过一些术语来界定，界定这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念。因此关于术语的研究，是对近现代的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所以我多年以来比较关注近现代术语的发展，但是以前因为我忙于许多其他的课题，只是一般地关注。我在19982001年这三年间在日本讲学，三年当中越来越感觉到以往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近现代的术语，以前没有去认真思考和考察，往往以为就是我们中国应有的一些词汇。后来我在日本讲学的三年当中发现很多我们已经用得很熟了的一些术语实际上都是通过日本人的加工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比如宗教、社会、美学、哲学、文学、干部等等一系列的。还有很多词是中国老词，但是它赋予的新的意义也是从日本转过来的，像革命、共和、民主等等。这就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看来有必要认真地、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术语形成的规则以及它是如何在中日、中西、日西这样的文化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演变过来的。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对于我们更加深入系统地把握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历程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从学术上讲。从我们的普通的社会生活而言，我们今天仍然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因此新的术语还在层出不穷地出现。今天术语的创造是广大群众的集体创造，但这里面起关键作用的是知识分子，是学者。所以知识分子、学者有义务在这个转型时期创造新的术语来反映新的文化的发展。那么总结近代以来术语的形成发展经验和某些实物方面的教训，对我们现在仍然在不断地创造术语的过程也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所以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就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性的文化工作而言，关于术语形成的规律性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很有必要的。
我前面提到过近代中国的术语，发现很多术语当中经过了日本人的一道加工然后进入中国。这就要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这就要追溯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和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之内，有共同的文化要素，特别是有一些基本的文化要素，包括文字、思维体系、宗教，有着这样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就构成一种文化圈。一般而言，现在世界史学界把人类的文明圈大概分为这么几个：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东地中海文化圈，指埃及文化、菲尼基文化；第二个重要的文明圈我们把它叫做南亚文化圈，然后就是我们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汉字，共同使用汉字，中国、朝鲜、越南、日本，二是儒学、中国化的佛教，佛教是从南亚文化圈过来的，但是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在中国消化发展，特别是禅宗的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又传到日本，日本、朝鲜的佛教完全是从中国过去的，不是直接从南亚过来的。所以东亚文化圈有这么几个基本的文化要素：汉字、儒学、中国化的佛教、中国化的律历。另外还有一个文化圈，那就是中南美文化圈，虽然时间比旧大陆的文化圈晚，但它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那就是印第安人的文化圈，在欧洲人进入美洲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主要就是三块，中美洲的玛雅文化和奥尔密克文化以及南美洲的印加文化，这三个就叫印第安文化圈，它也有它的一套东西。
我们回到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有几个基本的文化要素，其中汉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汉字是在中国内地，首先是从黄河流域产生，然后扩散传入越南、朝鲜半岛，然后又传到日本的。在越、朝、日这三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语言系统，但是还没有创造文字的时候，这样他们就接受吸取了中国的汉字以及跟汉字伴随的汉字文化，所以汉字文化圈大致就是中国、越南、朝鲜、日本，当然后来还有新加坡。新加坡英文和汉字都是日常使用的语言，而朝鲜和越南都在近代的时候放弃了汉字，这我不详细说了，有各种原因。现在世界上仍然在使用汉字的可以说有两个半国家，中国、日本两个，再加上半个新加坡，因为现在新加坡把英语放在第一位。但新加坡人都可以说中国话，大多数也能识汉文，而且也出了有很高水准的汉文的报纸。在相当于中国的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但其说不一，北济人把汉文带到了日本，以后日本人接受了汉字。汉字和汉字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深刻，以此为契机，日本文化就跨入了文明时期。因为跨入文明门槛的基本的标准是两个或者三个，如果说两个，一个就是文字的发明与使用，第二个就是金属工具的发明与使用，如果说有第三个，那就是城市的出现。所以从考古学上来说，如果要找到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说明它跨入了文明门槛，其根据是必须要找到文字，必须要找到金属工具，或者是铁器或者是青铜器，另外要找到城市基址。所以为什么安阳的殷墟很重要呢？殷墟是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处三个标准完全具备，发现大量甲骨文、大量青铜器、城市基址的考古点。其他的夏文化也发现了很多遗址，青铜器也找到了，起码说红铜有了，城市基址也有了，唯独找不到文字，或者没有系统的文字。所以日本跨入文明的门槛是得益于中国的汉字的传入。有些日本学者非常明确地说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恩人。另外还有很形象的说法，日本文化好像豆浆，豆浆变成豆腐要加上卤，这个卤是什么呢？就是外来的中国文化。如果中国文化不来，这个豆浆可能很长时间还是液体，这些说法都是比较形象，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汉字和汉字文化传入日本以后，应该说一直到今天，汉字和汉字文化在日本还有很大影响。比如现在日本文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复杂混乱的一种文字。如果说中国汉字是个表意文字，其他的，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都是拼音文字，都是表音文字。日文里既有表意的汉字，又有假名，用汉字的偏旁和草书分别创造了日本的假名，这又是个拼音文字。所以日文既有表意文字，又有拼音文字，到近代还加上一些罗马字，所以日文是非常之复杂和混乱的。比如在日本的汉字很难把握，不要说我们这些中国人去学日文了，日本人，很多汉字学者都难以断定那个字怎么说，特别是有些比较复杂的字。因为汉字传过去以后在日本又有一个叫“音读”。中国的读音又有五音，又是唐音，又是现代音。汉字传到日本去以后，按照中国的读音，但又跟中国的方言系统搞得很乱。所以中国人学日语有方便的地方，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以后，他开始说了很狂妄的话，那个时候日文里汉字的比例大，我们看看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文献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有古文修养的人是比较好阅读的，里面汉字的比例很大。所以刚开始梁启超去了说：“这个日文很好学，几天我可以大体学，几十天我就可以基本学。”实际上日文不是那么好学的，学过日文的都知道。但无论怎么样，汉字至今构成日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明治维新以后不断地压缩汉字数量，但到今天日本政府公布的应当使用的汉字是1945个，再加上人名和地名的汉字必须用汉字，比如国中、高乔、松本，我还没见到过不用汉字命名的。这一点就不像我们香港的有些中国人居然都搞成了英文名字，又叫什么保罗、戴维什么的。日本人他的名字规定必须用汉字，地名也必须用汉字，如名古屋、东京，当然读音不一样。如果1945个应当用的汉字，加上人名、地名恐怕有2000多个汉字，跟中国的常用字也差得不很多，我们现在常用汉字也不过就3000多个。中国人如果熟练地掌握3000多个汉字，那就可以称得上小知识分子了，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翻《新华字典》几乎每个页面都有把握不住的字，所以中国人也不见得都能把汉字掌握得很好。日本的汉字到今天仍然是它的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有个现象，越是上层，比如天皇，有关天皇、皇室的文字使用基本上完全都是汉字。你比如关于天皇的御名，帝王死了叫做薨，都是严格按中国古典来的。而且日本天皇的年号都是用的汉字，而且一概都是同中国的古典、经典一致的。明治就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君子向明而治叫明治；昭和，也是《周易》里的，君子昭明协和万邦；现在是平成，是从《尚书》和《史记》来的，讲国家内外要和平，所以它的这个都是从经典当中来的。而且皇室成员的名字全部都是从中国的经典当中找的字，现在的皇太子德仁，德从哪来的？仁从哪来的？那它都要考究，举一个最贴近的例子，我1998年到2001年4月在日本工作，4月底就回国了。2001年底，就是11月到12月之交，到日本开会，刚刚碰上一件事。就是日本的皇太子德仁和他的太子妃雅子，他们俩都三十岁的人了，一直没有生孩子，这就成了日本人的一个心病，因为牵涉到一个继承问题，而且皇太子的弟弟也只有两个女儿，日本人对这个问题很热心。我在日本讲学期间曾经传说雅子已经怀孕了，老百姓高兴得要命，后来早产了，又不行了，而我这次去，雅子刚刚生下来一个女儿，全国都在庆祝。我为什么日期记得特别清楚呢？我是12月8日回国，而刚巧7日是日本小公主生下来一周命名，好像是12月1日生的，12月7日就应该公布她的名字。我12月7日看到日本街上很热闹，12月8日一上飞机，飞机上有很多报纸，几乎每份报上都是一个通栏的红的大标题，小公主的名字起出来了，叫敬官爱子，名字的上面打出通栏，典出《孟子》。而且还公布了是谁决定的，是东京大学的某某教授和东京教育大学的某某教授，还有一个皇室的什么研究院的教授，三个人经过反复切磋，那大概就是翻了不少中华元典。最后在《孟子》中找到，“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就是从这来的。这里我是随便举些例子说明汉字和汉字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日本人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明治维新，实际上比明治维新还早一点就开始了这个转型过程，那就是在幕末时期，19世纪中期四五十年代就开始比较认真地学习西方文化。但到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这个学习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是它的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之中的文明开化，另外就是富国强兵，置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西方的近代文化。学习西方近代文化日本人是做得很认真的，就大规模地翻译介绍西方的学术，这方面日本人做了很系统、很深入的工作，在翻译西方的文化过程中，他们就要创造一系列的用汉字表示的术语来对应西方的相应学科里面的术语，这就有一个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要用汉字来翻译？前面我们说了它是汉字文化圈的成员，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使用汉字的历史。而且日本人自己认为，日本人自己的语言是农民语言，没文化，汉字是士大夫的语言，是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个话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日本的很多学者都有这个认识。中国的汉字背后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言简意赅，而且汉字有极强的活性，它有很大的组词能力，所以日本语言学家有这个话：“汉字，由于它具有极大的活性，又有极强的组词能力，所以汉字可以拼造出任何一个发生出来的新事物。”它都可以拼出新的词汇，有电，电灯、电扇，现在更现代化的电脑，以后再出一个跟电有关的东西，用汉字造一个词绝对没有问题，汉字有极强的造词能力，日本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明治维新时候虽然是学习西方，但是它是运用汉字来创造新的词汇，来翻译西方的相对应的一些术语。那么日本人在用汉字词翻译西方术语时运用了一些什么方法？我们现在要把它弄清楚，因为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而且对我们也有参考价值。我大概把它概括成五种方法，但因为时间限制，我侧重说其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其他的简单说一下。一个就是它创造新的汉字词，你比如像癌、腺体，如果你用腺就不足以反映高级动物身上那些内脏器官的那些腺体的；像千瓦小时，这都是日本人创造的词，翻译西方的对应的概念。另外就是用日本的固有词来翻译西方的一些对应的学术概念。比如像干部，比如像取缔，这都是它原有的。像动产、不动产本来都是日本普通的词汇，用它来翻译，比如取缔就成了法学语言，动产、不动产就成了经济学的语言，这是用它的固有语言。另外就是用汉字来拼音，比如亚马哈等，是日本人用汉字来音译西方的某个词汇，但里面也赋予了意义的意思，比如俱乐部的“俱”就是大家都在，大家都到这来快乐就是俱乐部，但那个俱乐部还是音译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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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人文通识讲演录·历史卷》，北京博学近思书院、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