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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流动之碍
提高开放性程度: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分、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式微。个人的教育程度和那些先赋性要素,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的作用力大幅度地此消彼长,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们而言,他们不是通过国家而安排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 值得特别注意的倾向: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再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 制度歧视:对于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如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解决。[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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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开放的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接待过很多外国社会学家,他们对中国大惑不解: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达6∶1,居世界前列,如果在其他国家,早就会发生动乱,为什么中国还能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 机会型的职业结构:20多年来,中国的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相当多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很多人发现,只要自己肯努力争取,就有向上流动改善地位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存在希望,因此在心理上更多地认可这个社会结构,而较少与之抗衡。 中国为什么不会乱:“农民工虽是弱势群体,但它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高于那些没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可以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可以成为小商业者,小商业者可以成为私营企业主。人们有不断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希望。这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乱。”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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